羅爾斯與自由主義傳統(tǒng)
2016-04-06 14:27:40 安裝信息網(wǎng)
羅爾斯（John Rawls）在政治哲學上成就斐然，受到相當普遍的肯定與推崇。不時有人贊譽道，他在西方自由主義傳統(tǒng)里的貢獻，堪稱接續(xù)了彌爾（John Stuart Mill）、甚至于康德（Immanuel Kant）的地位。這類說法，無論具體意義有多少，都提醒我們，評價羅爾斯的時候，除了看他的具體觀點的完備與否、以及論證的妥當程度之外，他為自由主義政治理論開創(chuàng)了甚么新的視野和資源，也值得特別注意。畢竟，康德、彌爾這些一流的思想家所開啟的問題與視野，對于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曾經(jīng)發(fā)揮過革命性的轉移功能。羅爾斯有相應的貢獻嗎？
為人謙虛平和的羅爾斯，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第一版的序言里曾說：「我所提出的看法，無法自矜原創(chuàng)。（書里）主要的觀念都屬于我們的大傳統(tǒng)，為大家所熟稔�！�1可是警覺的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單就他立意寫一部《正義論》而言，已經(jīng)可以見出他的問題意識比傳統(tǒng)自由主義更為深入的一面。
自由主義原本就是一個駁雜的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立足的基本精神，在于強調個人的權利與利益優(yōu)先于各種集體組合、各類屬于集體的價值�？墒沁@類權利與利益包括哪些具體項目？正當性的基礎何在？它們這種優(yōu)先地位，如何表現(xiàn)出來？它們之間的比重與沖突如何調節(jié)？甚么情況之下，它們可以合理地受到限制？最重要的，個人之間的平等，對于每個個人的權利與利益又會形成甚么樣的制約？面對這些麻煩的問題，各家理論參考不同的歷史條件，提出過眾多的陳述方式。自由主義的駁雜與豐富，畢見于此。
那么，羅爾斯用「正義」這個主題表達自由主義，有甚么特殊意義嗎？換個方式問，為甚么他不徑取權利、自由等等傳統(tǒng)自由主義必定關懷的概念，作為自己理論的核心？
羅爾斯給自己設定的論爭對象是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這種針對性，已經(jīng)足以見出他的思考的大要方向�！该總�人都擁有一種奠基在正義之上的不容侵犯地位，即便社會整體的福祉，也不能凌駕�！供ぉみ@是《正義論》正文第一頁上的宣示�！干鐣w的福祉」，所指當然就是效益主義所追求的「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羅爾斯所憂慮的是，在根據(jù)效益主義追求效益的「跨個人」積累之時，會傷害、犧牲少數(shù)人的利益或者權利。不過推廣言之，不少人，即使并非有意識地站在效益主義的立場，卻還總是不免相信，為著整體、社會、或者多數(shù)人的某種福祉、某種具體目的──例如文化的發(fā)達、經(jīng)濟的成長、社會的安定、國民的健康、或者某種歷史哲學式的宏偉目標──個人的利益和權利有時候不免要讓位。羅爾斯對效益主義的批評，當然也直接適用于這類心態(tài)。
可是將羅爾斯這句話稍作更動，強調正義的自由主義、與不強調正義的自由主義，也可以藉它來分辨�！缸杂芍髁x」這個社會理想，同樣必須堅守正義觀點所堅持的個人的「不容侵犯地位」；對于羅爾斯來說，社會是不是呈現(xiàn)出某種自由主義的面貌，相對于它是否正義，仍然屬于次要的問題。如果社會因為力求實現(xiàn)某一種關于自由主義的理解，居然必須凌駕個人的「不容侵犯地位」，這種做法依然是錯誤的。有人會反駁：會凌駕于個人權益之上的制度，稱得上自由主義嗎？當然稱不上，不過這個問題充分顯示，關鍵其實在于正義這個概念。正義概念正是要告訴我們，個人有些甚么權益與地位是不容凌越侵蝕的。即使站在追求個人自由的立場上，我們仍然須要參考正義概念，方能判斷一個自由的社會應該具備甚么面貌，尤其是個人應該獲得甚么方面的自由、多少自由、以及在各項自由之間應該形成甚么樣的先后比重。換言之，自由主義的妥當，來自一套妥當?shù)恼x概念具有自由主義的內容。羅爾斯企圖證明，一套以公平為特征的正義觀2，正好滿足了自由主義對個人自由與基本權利的追求。成功與否不論，羅爾斯這種思考方式，已經(jīng)足以顯示，他的自由主義，與一般直接認定某項所謂自由主義的價值（例如自由、效率、自然權利等等）、卻不問這種價值是否確實表達了人的「不容侵犯的地位」的取徑，實在有可觀的差別3。
這個情況，說明了為甚么羅爾斯要寫作一部《正義論》、要取正義作為社會體制的最基本品格、要以正義作為政治哲學的根本問題。那是因為正義是一個極為基礎的概念，對它有所厘清，其它政治價值才能基于正義原則的要求，取得明晰的身份與正當性。用羅爾斯自己的陳述來說，他的正義理論的第一個目標是，針對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應該享有哪些基本權利與自由、這些權利與自由如何居于優(yōu)先地位，提出一套足以服人的交代；第二個目標是，將這套說法與民主意義下的平等結合，也就是讓個人的權利與自由，能夠跟真正的機會平等、跟高度的分配平等結合。他認為，發(fā)展這樣一套理論，才可望回答一個憲政民主社會里政治哲學的首要問題：「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應該在甚么樣的公平條件之下，進行社會合作？」
正義概念這種優(yōu)先地位──邏輯上的優(yōu)先、也是實質上的優(yōu)先──如何發(fā)揮作用，我們可以挑出政治權利、機會平等、以及所得如何分配三個例子來看。這三個議題，對自由主義的大傳統(tǒng)來說都不陌生�？墒堑搅肆_爾斯的理論中，由于正義的原則性要求，這三項問題取得了相當特殊的形貌與內容，所產(chǎn)生的修正，在自由主義傳統(tǒng)內部顯得極具挑戰(zhàn)性。
羅爾斯的正義第一原則，揭橥了一系列基本權利與自由；他也強調，這些權利與自由具有優(yōu)先性，不容資源分配的要求（也就是正義第二原則）來凌駕4。但是在這些自由與權利之間，羅爾斯特別要求政治的權利與自由必須具備「公平的價值」（fair value）。批評自由主義的人常常指出，自由主義所舉出的基本權利與自由，由于忽略了使用這些權利與自由所需的社會、經(jīng)濟條件并不平等，所以這些權利與自由往往流于「形式」的。針對這個問題，羅爾斯特別要求個人的政治權利具備公平的價值，也就是其「有用性」要獲得保證。為了這個目的，羅爾斯要求經(jīng)濟勢力退出政治過程，要求例如公費選舉、限制政治捐獻、保證媒體的公平使用等制度。他甚至認為政治程序乃是一種有限的公共設施，必須設法保證每個人的公平使用權利。
關于機會平等，羅爾斯區(qū)分了「形式的機會平等」（formal equality of opportunity）和「公平的機會平等」（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兩種詮釋。形式的機會平等不難理解：大家不受限制、也不論條件，站在同一條起跑在線，每個人都有機會發(fā)揮一己的稟賦和條件，追求自己所設定的前程；羅爾斯稱之為「前途對一切人才開放」。這可能也是我們日常所流行的機會平等概念。支持這種機會平等的社會體制，羅爾斯稱為「自然自由體制」（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
可是羅爾斯認為這樣的平等只是形式的。它雖然開放了一切公共職位和社會位置，卻未能保證具有同樣稟賦與動機的個人，都有公平的機會取得這些職位和位置。一個簡單的情況就是，由于出身和家境的限制，有人雖然資質與動力都不遜于他人，卻無法享受到足夠的教育和文化，培養(yǎng)才能、發(fā)揮稟賦，馴致他們雖然沒有受到法律的限制，卻仍然無法享用同樣的機會。要保證公平的機會平等，那么防止財富的集中、消除社會歧視、尤其是盡量做到教育機會的均等，都是必要的手段。這種公平的機會平等，羅爾斯稱之為「自由主義的平等」（liberal equality）。
不過，這種平等的要求，雖然減弱了社會環(huán)境因素對于個人命運的作用，卻仍然容許稟賦與動機的不平等，影響一個人的生命前景。羅爾斯認為，稟賦的不平等分配，乃是「自然彩券」（natural lottery）的結果，同時社會條件和家庭條件，對于個人稟賦的發(fā)展、成就動機的培育，也必然會有強大的影響，因此正義不能停止在自由主義的平等，而應該進一步要求「民主的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也就是羅爾斯最有名的「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
差異原則的涵意之一，就是將所有社會成員的天生稟賦的分布，視為社會的共有資產(chǎn)，因此個人發(fā)揮一己稟賦所獲得的成果，在一個明確的意義上屬于社會：在道德上言之，個人稟賦與生俱來，并不是當事人在道德上「應得」的；而其發(fā)揮和作用，又需要其它人的互補與配合。因此，只有在鼓勵有才者更加鍛煉、發(fā)揮他的才能、以便有利于弱者這個條件之下，他才有理由獲得較他人為多的報償與獎勵。換言之，一反傳統(tǒng)自由主義將分配問題與才能或者貢獻直接結合起來的「賢能體制」（meritocracy）趨勢，羅爾斯正好反其道而行，從社會合作的公平條件著眼，為分配的不平等建立限制。
這三個概念經(jīng)過如此處理，意義已經(jīng)轉為相當激進。不少自由主義者，對于羅爾斯這樣修正傳統(tǒng)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立場，會覺得不以為然。他們會問，一旦權利、機會、以及憑才能換取的所得，居然要受到公平以及平等原則的制約，自由主義尊重個人自由的基本精神豈不蕩然無存？這種憂慮并不是無的放矢，但它可能起自一種關于自由主義性格的片面了解。自由主義所面對的，乃是一個必須兼顧雙面的問題：個人的自由與平等要求的是甚么，必須放在社會合作的脈絡里獲得說明和肯定。不談后者，個人的自由與平等只是抽象的道德設定，因為這時候眾人抉擇的紛歧、先天后天條件的差異、資源的有限、體制正當性的必要等等問題，都無從進入考慮。但是要在社會合作的脈絡里肯定個人的自由與平等，就必須追問甚么樣的自由與平等才算構成了合作的公平條件。常識性的自由主義，往往只著重于發(fā)揮個別個人的自由與平等，結果無法說明社會合作對自由與平等所提出的要求與限制。用市場模式說明社會合作的自由主義，又僅著重市場意義下的自由與平等，疏忽了市場運作的累積效應，對自由與平等的「公平」價值會有所扭曲，從而合作的條件不再公平。羅爾斯舍棄了這兩個極端，用公平的合作條件呈現(xiàn)個人的自由與平等對于制度要提出甚么要求，也用公平的合作條件限定社會合作的原則與架構。這種取徑，我認為乃是自由主義對本身的價值信念更有自覺、與現(xiàn)代社會生活更為貼切的一種發(fā)展。如果因此必須對「自然自由」的體制有所修正，那也應該說是自由主義更進一層的深化成長。
為人謙虛平和的羅爾斯，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第一版的序言里曾說：「我所提出的看法，無法自矜原創(chuàng)。（書里）主要的觀念都屬于我們的大傳統(tǒng)，為大家所熟稔�！�1可是警覺的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單就他立意寫一部《正義論》而言，已經(jīng)可以見出他的問題意識比傳統(tǒng)自由主義更為深入的一面。
自由主義原本就是一個駁雜的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立足的基本精神，在于強調個人的權利與利益優(yōu)先于各種集體組合、各類屬于集體的價值�？墒沁@類權利與利益包括哪些具體項目？正當性的基礎何在？它們這種優(yōu)先地位，如何表現(xiàn)出來？它們之間的比重與沖突如何調節(jié)？甚么情況之下，它們可以合理地受到限制？最重要的，個人之間的平等，對于每個個人的權利與利益又會形成甚么樣的制約？面對這些麻煩的問題，各家理論參考不同的歷史條件，提出過眾多的陳述方式。自由主義的駁雜與豐富，畢見于此。
那么，羅爾斯用「正義」這個主題表達自由主義，有甚么特殊意義嗎？換個方式問，為甚么他不徑取權利、自由等等傳統(tǒng)自由主義必定關懷的概念，作為自己理論的核心？
羅爾斯給自己設定的論爭對象是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這種針對性，已經(jīng)足以見出他的思考的大要方向�！该總�人都擁有一種奠基在正義之上的不容侵犯地位，即便社會整體的福祉，也不能凌駕�！供ぉみ@是《正義論》正文第一頁上的宣示�！干鐣w的福祉」，所指當然就是效益主義所追求的「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羅爾斯所憂慮的是，在根據(jù)效益主義追求效益的「跨個人」積累之時，會傷害、犧牲少數(shù)人的利益或者權利。不過推廣言之，不少人，即使并非有意識地站在效益主義的立場，卻還總是不免相信，為著整體、社會、或者多數(shù)人的某種福祉、某種具體目的──例如文化的發(fā)達、經(jīng)濟的成長、社會的安定、國民的健康、或者某種歷史哲學式的宏偉目標──個人的利益和權利有時候不免要讓位。羅爾斯對效益主義的批評，當然也直接適用于這類心態(tài)。
可是將羅爾斯這句話稍作更動，強調正義的自由主義、與不強調正義的自由主義，也可以藉它來分辨�！缸杂芍髁x」這個社會理想，同樣必須堅守正義觀點所堅持的個人的「不容侵犯地位」；對于羅爾斯來說，社會是不是呈現(xiàn)出某種自由主義的面貌，相對于它是否正義，仍然屬于次要的問題。如果社會因為力求實現(xiàn)某一種關于自由主義的理解，居然必須凌駕個人的「不容侵犯地位」，這種做法依然是錯誤的。有人會反駁：會凌駕于個人權益之上的制度，稱得上自由主義嗎？當然稱不上，不過這個問題充分顯示，關鍵其實在于正義這個概念。正義概念正是要告訴我們，個人有些甚么權益與地位是不容凌越侵蝕的。即使站在追求個人自由的立場上，我們仍然須要參考正義概念，方能判斷一個自由的社會應該具備甚么面貌，尤其是個人應該獲得甚么方面的自由、多少自由、以及在各項自由之間應該形成甚么樣的先后比重。換言之，自由主義的妥當，來自一套妥當?shù)恼x概念具有自由主義的內容。羅爾斯企圖證明，一套以公平為特征的正義觀2，正好滿足了自由主義對個人自由與基本權利的追求。成功與否不論，羅爾斯這種思考方式，已經(jīng)足以顯示，他的自由主義，與一般直接認定某項所謂自由主義的價值（例如自由、效率、自然權利等等）、卻不問這種價值是否確實表達了人的「不容侵犯的地位」的取徑，實在有可觀的差別3。
這個情況，說明了為甚么羅爾斯要寫作一部《正義論》、要取正義作為社會體制的最基本品格、要以正義作為政治哲學的根本問題。那是因為正義是一個極為基礎的概念，對它有所厘清，其它政治價值才能基于正義原則的要求，取得明晰的身份與正當性。用羅爾斯自己的陳述來說，他的正義理論的第一個目標是，針對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應該享有哪些基本權利與自由、這些權利與自由如何居于優(yōu)先地位，提出一套足以服人的交代；第二個目標是，將這套說法與民主意義下的平等結合，也就是讓個人的權利與自由，能夠跟真正的機會平等、跟高度的分配平等結合。他認為，發(fā)展這樣一套理論，才可望回答一個憲政民主社會里政治哲學的首要問題：「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應該在甚么樣的公平條件之下，進行社會合作？」
正義概念這種優(yōu)先地位──邏輯上的優(yōu)先、也是實質上的優(yōu)先──如何發(fā)揮作用，我們可以挑出政治權利、機會平等、以及所得如何分配三個例子來看。這三個議題，對自由主義的大傳統(tǒng)來說都不陌生�？墒堑搅肆_爾斯的理論中，由于正義的原則性要求，這三項問題取得了相當特殊的形貌與內容，所產(chǎn)生的修正，在自由主義傳統(tǒng)內部顯得極具挑戰(zhàn)性。
羅爾斯的正義第一原則，揭橥了一系列基本權利與自由；他也強調，這些權利與自由具有優(yōu)先性，不容資源分配的要求（也就是正義第二原則）來凌駕4。但是在這些自由與權利之間，羅爾斯特別要求政治的權利與自由必須具備「公平的價值」（fair value）。批評自由主義的人常常指出，自由主義所舉出的基本權利與自由，由于忽略了使用這些權利與自由所需的社會、經(jīng)濟條件并不平等，所以這些權利與自由往往流于「形式」的。針對這個問題，羅爾斯特別要求個人的政治權利具備公平的價值，也就是其「有用性」要獲得保證。為了這個目的，羅爾斯要求經(jīng)濟勢力退出政治過程，要求例如公費選舉、限制政治捐獻、保證媒體的公平使用等制度。他甚至認為政治程序乃是一種有限的公共設施，必須設法保證每個人的公平使用權利。
關于機會平等，羅爾斯區(qū)分了「形式的機會平等」（formal equality of opportunity）和「公平的機會平等」（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兩種詮釋。形式的機會平等不難理解：大家不受限制、也不論條件，站在同一條起跑在線，每個人都有機會發(fā)揮一己的稟賦和條件，追求自己所設定的前程；羅爾斯稱之為「前途對一切人才開放」。這可能也是我們日常所流行的機會平等概念。支持這種機會平等的社會體制，羅爾斯稱為「自然自由體制」（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
可是羅爾斯認為這樣的平等只是形式的。它雖然開放了一切公共職位和社會位置，卻未能保證具有同樣稟賦與動機的個人，都有公平的機會取得這些職位和位置。一個簡單的情況就是，由于出身和家境的限制，有人雖然資質與動力都不遜于他人，卻無法享受到足夠的教育和文化，培養(yǎng)才能、發(fā)揮稟賦，馴致他們雖然沒有受到法律的限制，卻仍然無法享用同樣的機會。要保證公平的機會平等，那么防止財富的集中、消除社會歧視、尤其是盡量做到教育機會的均等，都是必要的手段。這種公平的機會平等，羅爾斯稱之為「自由主義的平等」（liberal equality）。
不過，這種平等的要求，雖然減弱了社會環(huán)境因素對于個人命運的作用，卻仍然容許稟賦與動機的不平等，影響一個人的生命前景。羅爾斯認為，稟賦的不平等分配，乃是「自然彩券」（natural lottery）的結果，同時社會條件和家庭條件，對于個人稟賦的發(fā)展、成就動機的培育，也必然會有強大的影響，因此正義不能停止在自由主義的平等，而應該進一步要求「民主的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也就是羅爾斯最有名的「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
差異原則的涵意之一，就是將所有社會成員的天生稟賦的分布，視為社會的共有資產(chǎn)，因此個人發(fā)揮一己稟賦所獲得的成果，在一個明確的意義上屬于社會：在道德上言之，個人稟賦與生俱來，并不是當事人在道德上「應得」的；而其發(fā)揮和作用，又需要其它人的互補與配合。因此，只有在鼓勵有才者更加鍛煉、發(fā)揮他的才能、以便有利于弱者這個條件之下，他才有理由獲得較他人為多的報償與獎勵。換言之，一反傳統(tǒng)自由主義將分配問題與才能或者貢獻直接結合起來的「賢能體制」（meritocracy）趨勢，羅爾斯正好反其道而行，從社會合作的公平條件著眼，為分配的不平等建立限制。
這三個概念經(jīng)過如此處理，意義已經(jīng)轉為相當激進。不少自由主義者，對于羅爾斯這樣修正傳統(tǒng)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立場，會覺得不以為然。他們會問，一旦權利、機會、以及憑才能換取的所得，居然要受到公平以及平等原則的制約，自由主義尊重個人自由的基本精神豈不蕩然無存？這種憂慮并不是無的放矢，但它可能起自一種關于自由主義性格的片面了解。自由主義所面對的，乃是一個必須兼顧雙面的問題：個人的自由與平等要求的是甚么，必須放在社會合作的脈絡里獲得說明和肯定。不談后者，個人的自由與平等只是抽象的道德設定，因為這時候眾人抉擇的紛歧、先天后天條件的差異、資源的有限、體制正當性的必要等等問題，都無從進入考慮。但是要在社會合作的脈絡里肯定個人的自由與平等，就必須追問甚么樣的自由與平等才算構成了合作的公平條件。常識性的自由主義，往往只著重于發(fā)揮個別個人的自由與平等，結果無法說明社會合作對自由與平等所提出的要求與限制。用市場模式說明社會合作的自由主義，又僅著重市場意義下的自由與平等，疏忽了市場運作的累積效應，對自由與平等的「公平」價值會有所扭曲，從而合作的條件不再公平。羅爾斯舍棄了這兩個極端，用公平的合作條件呈現(xiàn)個人的自由與平等對于制度要提出甚么要求，也用公平的合作條件限定社會合作的原則與架構。這種取徑，我認為乃是自由主義對本身的價值信念更有自覺、與現(xiàn)代社會生活更為貼切的一種發(fā)展。如果因此必須對「自然自由」的體制有所修正，那也應該說是自由主義更進一層的深化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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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文學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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