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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鍵詞:《搜神后記》;陶潛;理想社會
論文關(guān)鍵詞:《搜神后記》(以下簡稱《后記》,又作《續(xù)搜神記》和《搜身續(xù)記》,舊題晉陶潛撰。對此,很早就有人提出質(zhì)疑,《四庫全書總目》引用明人沈士龍的觀點,說“其為偽托,固不待辯”,而又認為其“文詞古雅,非唐以后人所能”。關(guān)于《后記》的作者是否為陶潛,直到今天依舊各持一說,如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認為“陶潛曠達,未必拳拳于鬼神,蓋偽托也”,劉葉秋先生稱陶潛“是否編過志怪書,尚難證實。”還有的學(xué)者經(jīng)考辯,認為其書唐后已不存,今本當經(jīng)過后人增益而成
首先,時代大環(huán)境對陶潛思想的影響,這一點主要體現(xiàn)在當時儒家思想的衰落和釋、道及玄學(xué)思想的興盛方面。自東漢末年以來,社會動蕩不安,具有統(tǒng)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開始日趨衰落,與此同時,中國本土的道家思想以及外來的佛家思想開始抬頭,這給處于惶恐不安之下的世人的精神寄托提供了非常好的載體。所以魯迅先生說:“到東晉,風(fēng)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到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2]魯迅所說的“到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說明了佛教在當時社會中流傳范圍之廣。而佛教教義主要在于宣揚“靈魂不滅”和“因果報應(yīng)”說,提倡以今生的修行來換取來生的幸福,而在宣揚此類思想的過程當中,融入了大量關(guān)于鬼神的因素。
這兩種思想的盛行,給當時的人們以極大的影響,當然對于陶淵明來說也不列外,在他的詩歌當中就經(jīng)常流露出道家思想的影子,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形影神贈答詩》)。此外,陶淵明居住的廬山地區(qū),佛教異常興盛,廬山甚至是東晉南方佛教文化的中心,東晉名僧慧遠就在廬山東林寺中傳教、修行和從事著作,并且他也和佛教僧人往來頗多,宋陳舜俞的《廬山記》中對此也有記載:“遠法師居廬三十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過虎溪,虎輒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修靜亦有道士,遠法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由此可知,在一定程度上,陶淵明也是深受佛家思想影響的,而這就極有可能體現(xiàn)在他《后記》的創(chuàng)作當中。
其次,陶淵明心好異書奇文,在他的作品中提到的就有《山海經(jīng)》(如詩歌《讀山海經(jīng)》之一)、《穆天子傳》等,他不但自己讀,并且與朋友“疑義與析”(《移居》之一)。另外,陶淵明“世間有松喬,于今定何間”(《連雨獨飲》);“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五月旦和郭主簿》)等詩句也向我們暗示出他對道教神仙方面的書籍和傳說也有很多關(guān)注。顏延之《陶征士誄》也說陶淵明“心好異書”。因此就陶淵明的閱讀理念來看,他并不會畫地為牢,拒絕閱讀《搜神記》、佛經(jīng)故事一類的書籍,也不拒絕談?wù)摵吐犅勥@樣的奇聞異事。[3]
另外,《后記》作為《搜神記》的續(xù)作,也必定會采用《搜神記》中以“鬼神言事”的敘述方式,盡管干寶寫作《搜神記》的目的在于“發(fā)明神道之不誣”,但我們不能否定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作品確實也是通過“鬼神事”來表達自己對于社會現(xiàn)象態(tài)度的好惡。因此,我們可以斷定,陶淵明也采用了這種以“鬼神事”來寫“人間事”的寫作手法,以此來表達自己對于社會不公的批判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斷定《后記》為陶淵明所著,而陶淵明之所以寫作《后記》,并不是為了娛樂,而是為了寄托自己某種特定的情感,正如蕭統(tǒng)在《陶淵明集序》中所說的那樣,陶淵明的每一首詩歌都是“寄酒為意”的,如此看來《后記》也不列外。
從對《后記》相關(guān)文本的解讀中,我們發(fā)現(xiàn)陶淵明之所以會渴求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正是由于在實際的社會當中,這一理想根本無法實現(xiàn),這一理想正是當時很多人所夢寐以求的,但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卻是黑暗無邊,有時甚至連人的最為基本的生存條件都難以得到保障,用陶淵明自己的話來形容當時的社會就是“密網(wǎng)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感士不遇賦》),更何況對于人們所要求的進一步的生存和發(fā)展呢?
其實一開始,陶淵明也懷有著兼濟天下的宏大理想,誠如他所說的那樣:“憶我少壯時, 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他滿懷希望的走上仕途,可等待他的卻并不是一帆風(fēng)順,最終以“ 不為五斗米折腰”而走向了歸隱。也正是陶淵明的這段仕途生活,使得他對這個社會的黑暗和不公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
這一點在《后記》中,首先體現(xiàn)在陶淵明用鬼神事來寫人間的黑暗上,如卷四《李除》篇寫李除死后,尸體竟半夜坐起搏其妻臂上金釧,復(fù)生后說明是為鬼吏所拘,“見有行貨得免者,乃許吏金釧。吏令還,故歸取以與吏。吏得釧,便令放還。”鬼吏為了得到一枝金釧,可以使本已死了的人重新獲得生命,假如李除家徒四壁,無半點財物,那么鬼吏還會放還他嗎?這正暗示了人間官場的黑暗,只要以財物賄賂官員,即使是犯了彌天大罪也可以忽略不提。而卷六《朱弼》篇則寫朱弼生前興造府邸,未成而卒,其繼任者便夸大朱弼修筑府邸使用的錢財,竟而以此來斂財,不成想遭到朱弼亡魂的斥責,此篇通過寫死鬼斥責繼任生人貪贓誣陷,都反映出官場的黑暗和腐敗,賄賂公行的丑行。
《后記》中除了暗含對人世黑暗的批判和諷刺之外,還對人們不怕鬼,敢于反抗“鬼的橫行”的行為進行了贊美。其中《白布绔鬼》、《鬼設(shè)網(wǎng)》、《腹中鬼》、《斫雷公》等,都是其中精彩的篇章。這些作品,雖然承認鬼神皆實有,但主要思想?yún)s是贊揚人們的機智和勇敢,宣揚不怕鬼的斗爭精神。如《鬼設(shè)網(wǎng)》里的放牛娃,非常機智,他看到鬼在草中張網(wǎng)捕人,他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鬼的身后設(shè)網(wǎng)捉鬼,為民除害!栋撞肩怼分械膼汗,形象非常鮮明,他穿著白布绔,好吃懶做,到處偷雞摸狗,白吃白喝,驅(qū)他不散,趕他不走,分明就是現(xiàn)實生活當中的一個十足的地痞無賴。寫的深刻而且富有色彩的,還有《斫雷公》,章茍耕田,所帶飯食,每每被蛇所食。章茍怒砍蛇妖,蛇妖訴之雷公,雷公欲以霹靂殺章。章茍乃跳梁大罵曰:“天公,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無知雷公也!雷公若來,吾當以□斫汝腹。”章茍對蛇妖和雷公的態(tài)度,都非常堅決,他義正辭嚴,理直氣壯,是非分明!這類作品,體現(xiàn)出作者同情勞動者,批判了黑白顛倒的人間不平之事,伸張了正義,同時也寄托了勞動人民渴望社會公平的希望。
同時在《后記》當中,作者還書寫了人民對于美好愛情的向往,只不過這種體現(xiàn)也都是以“人鬼相戀”的方式呈現(xiàn)的,其原因就在于當時的門閥制度的限制,使得不同階層的人很難進行自由的通婚,如卷六的《盛道兒》篇,寫盛道兒亡前,托自己的女兒于申翼之,之后申翼之將此女嫁一寒門。在成婚之日,盛道兒的亡魂忽然顯靈怒斥申翼之:“吾喘唾之氣,舉門戶以相托。如何昧利忘義,結(jié)婚微族?”由此可見,當時門閥制度的森嚴。陶淵明之所以寫“人鬼相戀”,正是希望能夠打破這種門閥制度對于人性的禁錮。
社會的黑暗和不公,更加讓人渴求如世外桃源般的理想社會和生活。在《后記》當中,陶淵明就將這種美好的理想社會反映在了他的筆端,這類作品的數(shù)量很多,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作者對這種生活是如何向往。這類神仙洞窟的故事,如《桃花源》、《穴中人世》、《韶舞》、《袁相根碩》等,不以宣揚服食導(dǎo)養(yǎng)、修道求仙為主要目的,也沒有奇樹異草、幽山僻谷的仙境,而是充滿了批判和追求的精神,有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桃花源》就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代表作之一。,描寫和歌頌了“春蠶收長絲,秋收靡王稅”的理想生活。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在《后記》當中陶淵明之所以描寫大量類似《桃花源》的故事,其原因正在于他面對社會的這種黑暗和不公而毫無辦法,只能通過幻想能夠擁有一個如世外桃源般生活的地方,可以讓人們安居樂業(yè),不再受到戰(zhàn)火、饑餓和突如其來的死亡的威脅。同時,他的這種思想認識,也是受在佛道思想影響下的創(chuàng)作上的具體反映。通過對陶淵明個人思想認識的探究,及對《后記》相關(guān)文本的解讀,使我們認識到陶淵明在《后記》當中,是如何借鬼神之事,來抒寫他內(nèi)心的憤懣以及在黑暗社會壓迫之下對于世外桃源般理想生活的向往。
參考文獻:
[1]汪紹盈.搜神后記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8
[2]魯迅.魏晉風(fēng)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guān)系.[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社,1984.
[3]李劍鋒.談陶淵明創(chuàng)作《搜神后記》的三種可能性[J].九江學(xué)院學(xué)報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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