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學對文學的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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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導讀:：先秦儒學對文學的影響。其中通向藝術(shù)精神與審美自覺的是仁學思想。都對后世文學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
論文關(guān)鍵詞：先秦儒學，仁，以人為本，影響
綜觀人類歷史，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其中埃及、巴比倫和印度的文化，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唯獨中華文化觀照千秋，五千年來“不廢江河萬古流”
因為我們祖先倡導了人類和平共生、共存、共進化的道統(tǒng)，這一道統(tǒng)自堯、舜、禹、湯、文、武相繼不絕。周公之時，我國的典章文物已蔚然齊備，奠定了中華大一統(tǒng)的基礎(chǔ)。及至孔子，可惜王室式微，禮崩樂壞，諸侯混戰(zhàn)，統(tǒng)一局面僅存形式�？鬃又居械烙谔煜�，而到處碰壁，不受重用。既然沒有機會為天下立行，就改作立言，于是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作表秋、周游列國凡十四年、廣收生徒，有教無類，弘揚先賢道統(tǒng)，而集其大成，遂成兩千多年來貫穿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儒學
先秦儒學對文學的影響，首先表現(xiàn)在以孔、孟、荀為代表的儒家學者推動了儒家經(jīng)典的傳播。其次，儒家學者以其文章寫作和文學創(chuàng)作，為中國文學史增添了優(yōu)秀的篇章。尤其重要的是，先秦儒學的積極因素使文學作品洋溢著強烈的批判精神、深沉的憂患意識，以及昂揚向上、大氣磅礴的氣質(zhì)。
一 以“王道”為基礎(chǔ)，反對“霸道”的無義之戰(zhàn)
相對于“春秋無義戰(zhàn)”的“霸道”、戰(zhàn)國戰(zhàn)亂不斷的“無道”而言，孔孟的“王道”無疑代表了當時許多民眾的呼聲。
當衛(wèi)國君主向孔子請教如何征戰(zhàn)時，他非常冷淡地拒絕了仁，說自己只會教人行禮、修身，提高自己的德行，不懂得戰(zhàn)爭。其實他何嘗不懂得戰(zhàn)爭之道，在魯國做官時，就指揮過“墮三都”的行動。但是，他深知：以暴制暴，將永無寧日。歷史無不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凡是以暴易暴的社會，最終也毀于暴力。因此，社會變革的和平推進，是社會文明的一大進步，也是文明社會的標志。
據(jù)《詩經(jīng)》小序的記載，當時反戰(zhàn)類詩達40多篇�！缎⊙�.采薇》一詩,既洋溢著戰(zhàn)勝侵犯者的激越的情感，同時又對無休止的戰(zhàn)爭充滿了厭倦，對自身遭遇充滿了無限的哀傷。如篇末寫道：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人吧抒情融化到景物的描繪中，把征夫久役將歸的又悲又喜的思想感情表現(xiàn)得那么生動真切。再如《大東》（“小雅”）更把東方諸侯各國人民困于沉重賦役的滿腔憤怒借天上星宿的形象很好地抒發(fā)出來，詩人抱怨它們的有名無實，不僅無助于人民的生活，而且也也好像在幫助統(tǒng)治階級對人民進行掠奪。
二 “以人為本”的“人本”思想在先秦文學中的反映
儒學思想內(nèi)容豐富廣博，其中通向藝術(shù)精神與審美自覺的是仁學思想。而仁學思想又是先秦儒學的核心內(nèi)容。藝術(shù)審美在先秦儒學中的重要位置也由此得以顯現(xiàn)。
有人說，中西哲學主題的不同在于：西方哲學的主題是“愛智”，我國古代儒學哲學的主題是“做人”。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說：“孔子的東西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生活。”可以說是一語中的中國論文網(wǎng)。
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禮記.禮運》）“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論語.衛(wèi)靈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治長》）“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有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論語.堯問》）這是孔子的民主精神。
儒家的這種“人本”“民主”思想在《詩經(jīng)》中得以彰顯。如：在《詩經(jīng)·大雅·板》對厲王敬天愛民，施行善政的規(guī)勸。在這首詩中，最可注意的有兩點：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僅把民眾比作國家的城墻，而且提出了惠師牖民的主張，這和邵公之諫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相通的，具有積極的進步作用。二是以周朝傳統(tǒng)的敬天思想，來警戒厲王的“戲豫”和“馳驅(qū)”的大不敬，從而加強了諷諭勸諫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頑不化的亡國之君，對此是應當有所觸動的。
文中寫道：“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對于“下民”的“卒癉”，作者則傾注了極大的關(guān)心和同情。他勸說歷王改變政令，協(xié)調(diào)關(guān)系，使人民擺脫苦難，融洽自安(“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他為了解民于水火，大膽進言仁，甘冒風險(“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guī)?rdquo;)；同時，他又不厭其煩地向厲王陳述“天之牖民”之道，強調(diào)對國人的疏導要像吹奏塤篪那樣和諧，對民眾的提攜要像佩帶璋圭那樣留心；最后他還意味深長地把人民比作國家的城墻，提醒厲王好自為之，不要使城墻毀于一旦，自己無地自容。
此外，在西周后期的雅詩中，還有少數(shù)勞動人民的作品，如《何草不黃》（見“小雅”），它們揭露了統(tǒng)治階級奴役人民、剝削人民的罪惡，表達了人民的憤慨，都具有強烈的人民性。
從《詩經(jīng)》中可以看到，在周人的內(nèi)心生活世界，既沒有幻想錯綜的神怪故事，也沒有張皇幽眇的浪漫色彩，而是一個讓人體會到人類自身平凡的偉大的人間世界。所以說，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學中還沒有那一個民族的文學能象《詩經(jīng)》那樣，早在2500年以前就對人類本身進行如此的肯定與歌頌，從這一點上說，《詩經(jīng)》無愧為凝聚了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的最偉大的藝術(shù)。
先秦儒家對文學的積極態(tài)度、對文學的藝術(shù)性質(zhì)的合理認識，以及它們自身作品所具有的連類譬喻、深于取象的特點，都對后世文學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當文學在秦朝經(jīng)過了短暫的低潮之后，能在漢初逐漸勃興起來，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由崇儒所帶來的重文風氣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儒學從野走向官方，并成為統(tǒng)治思想，是天下一統(tǒng)的歷史發(fā)展所趨，對中國文學的發(fā)展也起了莫大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陳青松.先秦兩漢儒學與文學.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5
【2】閻韜.孔子與儒家.商務印刷館.1997.4
【3】蘭陵.孔孟學說之精華.新華出版社.2000.5
【4】游國恩.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