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白沙評孔揚墨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分析
論文導讀：易白沙（1886－1921）。本文僅就易白沙在評孔揚墨方面所做的貢獻。倡揚墨學：愛國與民主思想的升華。東西文化融合：新文化建構的理想模式。如稱孔學為國學。東西文化融合，從當前“國學熱”來看易白沙評孔揚墨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
關鍵詞：易白沙，評孔，揚墨，東西文化融合，國學
易白沙（1886－1921），本名坤，號越村，湖南長沙人。他不但是一位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斗士，而且是一位卓越的學者和思想家，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宣傳民主與科學，反對專制獨裁與迷信，為新文化運動做出了重大貢獻。本文僅就易白沙在評孔揚墨方面所做的貢獻，略談自己的淺見。
一.評孔開新：理性的文化批判精神
民國初年，以滿清皇族貴族、竊國大盜袁世凱、舊軍閥張勛為核心的三個復辟集團，在掀起復辟逆流時都舉起了孔子這一偶像，于是，反孔思潮就以新舊思想斗爭的形式出現(xiàn)了。1915年《新青年》的創(chuàng)辦，承擔起了思想啟蒙的歷史重任，復辟帝制與尊孔逆流激起了民主派的抨擊。1916年易白沙在《新青年》上發(fā)表的《孔子平議》一文，成為《新青年》上公開點名批評孔子的第一人，吹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評孔、反孔的最初號角。
首先，易白沙揭去了孔學頭上神圣的光圈。他引用歷史典籍，說明先秦時期諸子百家各有源流，并對各家思想進行了比較，認為不同的學派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表明各家發(fā)源不同，學說主張因以絕異。指出：“當時思想之盛，文教之隆，即由各派分涂，風飆云疾，競爭紛起，應辯相持，故孔子不得稱為素王，只能謂之顯學。”[①]而“孔子當春秋季世，雖稱顯學，不過九家之一”[②]。易白沙尊重歷史，去掉了孔子頭上神圣的光環(huán)，將儒學還原為百家中的一家，并承認其顯學的歷史地位。
針對自漢武帝以來歷代統(tǒng)治者定孔學為一尊的現(xiàn)象，易白沙鮮明地指出：“漢高帝、武帝、魏文帝皆傀儡孔子，所謂尊孔，滑稽之尊孔也。”[③]原來歷代統(tǒng)治者，舉著孔子的招牌而行非孔之事，孔子不過是傀儡而已。他進一步揭露了傀儡孔子的嚴重社會后果：“中國一切風俗、人心、學問，過去未來之責任，堆積孔子之兩肩。全國上下，方且日日敗壞風俗，斲喪人心，腐朽學問，此三項退化，至兩漢以后，當嘆為觀止！”“國人惟冥行于滑稽尊孔之彀中”，“使人疑孔子為三頭六臂之神體”，而“憂時之士，猶思繼續(xù)演此滑稽之劇，挽救人心，豈知人心風俗即崩離于此乎！”[④]
第二，易白沙從尊與被尊兩個側面揭示了尊孔現(xiàn)象的發(fā)生史。他指出：漢武帝當國，認為“欲蔽塞天下之聰明才志，不如專崇一說，以滅他說；于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利用孔子為傀儡，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⑤]在《帝王春秋》中歷數(shù)封建統(tǒng)治者的罪惡后寫道：“孔子死后，至漢高祖始受大牢之祭，至武帝始罷黜百家，至王莽始封侯爵，至曹丕始有學宮，皆獨夫民賊利用孔子專制學術。”[⑥]易白沙不僅揭露了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傀儡孔學的實質是壟斷學術思想，為專制統(tǒng)治服務，而且針對袁世凱導演的尊孔丑劇及思想界康有為等人提出的尊孔讀經(jīng)、尊孔教為國教的謬論，明確指出：“閉戶時代之董仲舒，用強權手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關時代之董仲舒，用牢籠手段，附會百家，歸宗孔氏；其悖于名實，摧沮學術之進化，則一而已矣。”[⑦]指出，這就是二千年來尊孔的大秘密。而且直接批駁康有為的一些論點，如稱孔學為國學，稱孔子為素王等，這些意見都是討論孔子與傳統(tǒng)政治和政治文化的關系�！犊鬃悠阶h》發(fā)表在袁世凱復辟帝制，康有為鼓噪孔教之時，將其與時人所關注的“國體問題”聯(lián)系起來，其意義非常明顯，即揭露了袁世凱之尊孔，全是抄自歷代獨夫民賊的老譜；而康有為之倡孔教，也違背了學術自由之原則。
易白沙又從揭示孔子學說內在的缺陷易于為封建專制主義所利用出發(fā)，揭露了孔子學說與中國封建主義的天然聯(lián)系性。他指出孔子本身有四大缺陷：(l)孔子尊君權，漫無限制，易演成獨夫專制之弊；(2)孔子講學不許問難，易演成思想專制之弊；(3)孔子少絕對之主張，易為人所借口；(4)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謀食，易入民賊牢籠。博士論文，東西文化融合。他認為這些主張，對孔子來說，可能是“志在救民，心存利物”，但是“流弊所趨，必演成嘩世取寵，捐廉棄恥之風俗”[⑧]。易白沙對孔子的批評，雖有可商榷之處，但對長期被封建“正統(tǒng)”思想束縛的人們來說，確實有振聾發(fā)聵的作用，在當時的思想界產(chǎn)生很大的震動和影響。
第三，辯證地評價孔子。易白沙不同意時人對孔子的態(tài)度：“天下論孔子者，約分兩端：一謂今日風俗人心之壞，學問之無進化，謂孔子為之厲階；一謂欲正人心、端風欲、勵學問，非人人崇拜孔子，無以收拾末流。此皆瞽說也。國人為善為惡，當反求之自身，孔子未嘗設保險公司，豈能替我負此重大之責。國人不自樹立，一一推委孔子，祈禱大成至圣之默祐，是為惰性；不知孔子無此權力，爭相勸進，奉為素王，是謂大愚。”[⑨]這說明，易白沙既不贊成將中國落后的原因，統(tǒng)統(tǒng)歸咎于孔子、全盤否定孔子的虛無主義，也不贊成盲目尊孔、提倡尊孔讀經(jīng)的國粹主義。
易白沙在批評孔子的同時，也指出孔子的歷史功績，這主要表現(xiàn)在：其一，正名思想。他認為，“中國文字統(tǒng)一，孔子倡之，而李斯行之，誠不能不拜儒者之嘉賜矣。”“與其奉以創(chuàng)造文字之虛名，無寧揚其精深六書之實德”。[⑩]其二，孔子有革命思想。“孔子宏愿，則不在素王，而在真王，蓋孔子弟子，皆抱有帝王思想也。儒家規(guī)模宏遠，欲統(tǒng)一當代之學術，更思統(tǒng)一當代之政治。彼之學術，所以運用政治者，無乎不備。”[11]因此，“列國之君，因疑孔子有革命之野心，不敢鉤用”[12]。博士論文，東西文化融合。于是，“后人處專制時代，不敢公言南面之志，或尊為素王，或許以王佐，豈非厚誣孔子！”[13]他強調必須把原始的孔子學說與被統(tǒng)治者利用的正統(tǒng)儒學相區(qū)分，要“使國人知獨夫民賊利用孔子，實大�？鬃又�。”[14]易白沙充分肯定了孔子的文化貢獻。這種對孔子批評與肯定相結合的冷靜評價，在新文化運動初期，惟易白沙做得最為突出。
二.倡揚墨學：愛國與民主思想的升華
五四運動前后，墨學研究一時稱盛，許多有識之士與儒學分道揚鑣，而回歸墨學。有人甚至將墨學視為傳統(tǒng)儒學的對立面，試圖以墨抑儒，以墨代儒。而易白沙在相當程度上肯定儒學的同時，又繼續(xù)發(fā)掘傳統(tǒng)墨學的現(xiàn)代精神，以此作為倡導科學與民主的思想武器，進而尋找新文化的生長點。
易白沙熱烈地弘揚和倡導墨學的救世精神。在《述墨》一文中認為：“周秦諸子之學，差可益於國人而無余毒者，殆莫如子墨子矣。”贊墨學“廣大無涯，取精用宏”。對墨學的救亡思想和道德追求給予高度評價：“其學勇於救國，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精於制器，善於治守。以寡少之眾，保弱小之邦，雖大國莫能破焉。”易白沙是一位悲壯的愛國者，他觀局勢之危，浩然長嘆：“今者四郊多壘，大夫不以為辱，士不以為憂，戰(zhàn)既不能，守復無備。土地人民，惟人之宰割是聽。”于是發(fā)出呼吁：“非舉全國之人，盡讀墨經(jīng)。家有禽子之巧，人習高何之力，不足以言救國。”[15] 易白沙認為，墨學精神是根治中國社會時弊的靈丹妙藥。如果要反對外來侵略，爭取國家獨立，就必須學習墨學的反戰(zhàn)思想，以戰(zhàn)爭制止戰(zhàn)爭；如果要矯正社會的奢靡風氣，就必須學習墨學的“勤儉之說”，反對浪費和相互攀比；如果要消除社會上普遍的冷漠、欺詐，就必須學習墨學的“兼愛”。針對民國初年的社會現(xiàn)實，提出“非攻”、“節(jié)用”、“兼愛”諸說均不可緩行。要求“志士仁人，起而行之”[16]。
易白沙在《廣尚同》一文中提出，墨子“尚同”思想的真諦是“同於民”。“墨子直以尚同歸結於民，有民乃可以見天之心，可以得仁之用。利則興之，害則除之，貧寡則富貴之。危則安之，亂則治之。天之心也，仁之用也，非此則不足以證其同於天與仁矣。”并從“同於民”的基點出發(fā)，一再強調必須以“民為主”，指出：“墨子之同于民者，民為主而君為客，民為貴而君為輕也。”反對一切“獨裁于君”。他明確提出：“欲倡尚同以救中國之亡。”[17]反映了他強烈的愛國民主思想。
易白沙認為，當時中國政局之險象，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虧害，“在異不在同”，“政出多門，如有異國”，而又“往往強人之異以為己同”，所以天下大亂。揭露袁世凱政府“既日日殺人，時時殺人，處處殺人，人人殺人。且靦然以號于國曰：定于一定于一”，是“負墨子而趨，假尚同之說，混人觀聽”，實質上仍是一批封建獨裁者。于是，他提出：“必閑之以法。法者所以扶持劬育其視聽之異，非膠漆繩墨其視聽之同也。”那么何為大同？他說：“民消搖于法中各守其異，以發(fā)揮光大其異之良能，以趨其國利民福轉危為安之的，是之謂大同。”[18]可見，易白沙的大同社會理想，是以民為主的法制社會。這樣，他就將墨子尚同思想與近代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思想融合起來，成為他反對專制獨裁的思想武器。博士論文，東西文化融合。
三.主張百家平等，東西文化融合：新文化建構的理想模式
易白沙不僅明確反對定孔學或儒學為一尊，而且指出：“中國古今學術之概括，有儒者之學，有九家之學，有域外之學。儒者孔子集其大成。九家者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nóng)家、小說家，各思以學易天下，而不相通。域外之學，則印度之佛，皙人物質及精神之科學，所以發(fā)揮增益吾學術者。三者混成，是為國學。”[19]這里，易白沙不僅將“九家”之學與儒家一樣視為國學，而且將域外之學，即印度傳入之佛學和一切有益于中國的近現(xiàn)代西方物質及精神科學也包括在國學的范圍之內。他認為“夫文化由人群公同煥發(fā)，睿思幽渺，靈耀精光，非一時一人之力所能備”[20]。這就是說人類文明是人類共同創(chuàng)造的，必須實事求是地承認各家的貢獻，而不能把它歸美于一家，更不能統(tǒng)一于一家。這充分說明他的文化觀是博采眾長、海納百川、面向世界的開放文化觀。因而他提出：“朕即國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學術。”[21]并鮮明地提出了“蓋真理以辯論而明，學術由競爭而進也”[22]的口號，這深刻地表明了易白沙的諸子平等、競爭而進的學術自由思想和對政治、學術的科學態(tài)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