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錄體的幾種形態(tài)及作用探討
論文導讀:：本文擬以諸子語錄、禪宗語錄、宋儒語錄為立足點。即稱禪宗語錄。而成宋儒語錄。
論文關鍵詞：諸子語錄，禪宗語錄，宋儒語錄
我國古代典籍中有一種特有的文體，常用于門人弟子記錄導師的言行，有時也用于佛門的傳教記錄。因其偏重于只言片語的記錄，不重文采，不講篇章結構，不講篇與篇之間甚至段與段之間時間及內容上的必然聯(lián)系，故稱為語錄體。它一般語句簡短，多用問答形式，隨事記錄不避俚俗，往往寥寥數(shù)語就能刻畫出人物的精神風貌并交代清楚事理的是非曲直。它常常采用點悟式的話語表述方式，點到即止，不作長篇大論的引申發(fā)揮，凸顯一種精煉簡約、片言百意的表達效果，與委屈詳備的敘事之文和廣征博倫的析理論說之文相比，其文體特征都頗為獨特。類似于《論語》的“語錄體”文本時反語言傳統(tǒng)的始作俑者，《論語》之后，禪門弟子借此模式記錄禪宗祖師說法開示之言論。因禪師平時說法開示，并不藻飾華詞，大多以通俗語直說宗旨（所謂的禪語“返璞歸真”即是如此），其侍者與參隨弟子予以記錄，搜集成冊，即稱禪宗語錄，這種文體大約始于唐代，如《馬祖道—禪師語錄》《壇經》等。到了宋代，儒家的許多大思想家像朱熹、王陽明等都承襲了孔子的言說方式人文歷史論文，其門人弟子記錄其言行，而成宋儒語錄。這種思想的言說方式和文本的話語結構雖然為后人研究先哲的思想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但是也造成了學術思想的一元獨尊，更讓人覺得痛心和可怕的是，它的話語霸權甚至剝奪了眾多天才思想家的思想自由，使得后來的思想家不得不通過解經的方式來為自己的思想覓取一絲可憐的生存空間。
自古以來，流傳世間的語錄體著作紛繁多樣，但時人對語錄體的研究卻一直未見深入，相應的研究成果可稱得上是寥落晨星。學界末流不畏探索之艱辛，以粒米之學識，斗膽對語錄體的幾種形態(tài)及作用試作一次膚淺、陋鄙的闡述，希圖拋磚引玉，仰觀真知灼見紛紛橫空出世。筆者多方搜羅資料，自行按照不同的標準給語錄體作一個粗略的分類，具體如下：
（1）根據語錄參與者的不同把語錄體分為對話式和獨白式。前者包括一問一答式、一問多答式、多人談論式，如《論語》《中說》《朱子語類》等；后者指語錄主體是單個人，如《夢溪筆談》等。
（2）根據語錄發(fā)話人的不同把語錄體分為名人語錄和佚名者語錄集。前者如《毛澤東語錄》等，后者如《網絡語言》等。
�。�3）根據文本語氣的不同把語錄體分為交流體和傳授體。前者指平等主體或同輩之間的話語記錄，如《國學訪談錄》等；后者指不平等主體之間（如師生或上下級詢問）的話語記錄，如《論語》《朱子語類》等。
（4）根據語錄體式的不同把語錄體分為口說體和筆記體論文發(fā)表。前者指記錄發(fā)話人口頭語言的文本，如《中說》等；后者指記述人物言談軼事的筆記體文本，如《世說新語》等。
�。�5）根據語錄內容的不同把語錄體分為教育類語錄（如《論語》《中說》等）、文化類語錄（如《國學語錄集錦》《顫抖的道德底線》等）、管理類語錄（如《管理如歌》等）、生活類語錄（如《俗話說》《把日子過成段子》等）、娛樂類語錄（如《我呸》等）。
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家自有各家的言論，關于語錄體的分類，不同的學者都有不同的見解。不管怎么說，語錄體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以記錄言談議論的內容以及對話或設為問答的文本形式，與中國詩學批評的理論形態(tài)和實踐形式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些不同的語錄體形態(tài)，無論是對話還是設為問答，其效果都是營造或設定出一種談論、講學或論辯的場景和氛圍，以便于引發(fā)或凸顯發(fā)言者的思想觀點。本文擬以諸子語錄、禪宗語錄、宋儒語錄為立足點，管一角以窺全貌，探討語錄體的相關問題。
諸子語錄
春秋末期，私學興起，受巫史記錄傳統(tǒng)和“述而不作”觀念影響，孔門弟子遂將教學內容形諸文本，于是有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語錄體著作——《論語》。之后，諸子仿其體式而做諸子各自的語錄著作，后人把這些合稱為諸子語錄。作為諸子語錄的開創(chuàng)性諸子，《論語》可視為孔子與其門徒問答論道、探討社會人生的真實而傳神的記錄，隨經過整理，但它的文詞與當時口語絕不會相差太遠。在先秦諸子中，《論語》的文字最為平易簡約，這與大量采用口語關系頗大。爾后的孟、莊、韓、荀諸家，雖然也部分采用問答形式、留下語錄體的痕跡，但篇幅明顯加長，逐漸變?yōu)閷ｎ}性議論，且問答多為擬設虛構（如《莊子》），并非析理論辯的實況錄載，其“雅化”的傾向十分明顯。
語錄常用自身獨白的方式來反映主體的精神面貌。例如《論語·述而》：“子曰：飯疏食人文歷史論文，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這種自述其志，體現(xiàn)了孔子高自標持的儒者形象和崇高精神。這種描寫人物的方式，不是工筆，而是寫意。除此之外，諸子語錄還喜歡采用個人獨論或二人對話等多種假借他人之口的品評方式間接反映人物特征，《論語》對顏回形象的描寫即是如此。
大多數(shù)語境下，諸子語錄中人物的交流是通過語言來完成的，這便從一定程度上展現(xiàn)出問答雙方的形象風貌。例如《論語·侍坐》篇用極其簡略而傳神的筆墨，記述了孔子周游列國期間，師生間一次充滿情趣的坐而論道。通過這種多人交流的語錄形式，使孔子的寬厚睿智、子路的冒失好勝、冉有的矜持、公西華的篤雅以及曾皙的灑脫等等，全都恍然生動地浮現(xiàn)在讀者眼前。這種通過人物對話、交流所形成的片段或插曲，猶如充滿哲理趣味的故事，全方位地展示出了眾多人物的形象。諸子語錄中除了記錄言論外，還有一些客觀敘述的文字，能具體入微地洞察人物的本質特征。例如《論語·鄉(xiāng)黨》篇通過描寫孔子在鄉(xiāng)里、朝廷、出使別國時的言談舉止，惟妙惟肖，將一個循規(guī)蹈矩、嚴守禮節(jié)、溫良恭儉的老夫子形象刻畫出來。正如李澤厚先生說過的“《論語》是孔子言行的近真寫照”。
語錄自《論語》開始，語錄體文章即采用條目式的體制及問答式的結構，后來的禪宗語錄與宋儒語錄也都采用這種方式。受諸子語錄體的影響，宋詩話也是由一條一則內容互不相關的論詩條目連綴而成，表達自由，長短隨意，極為靈活，無論是偏重于“論詩及事”的北宋詩話還是偏重于“論詩及辭”的南宋詩話都是如此，這直接影響了以后各代的詩話寫作。除采用條目式之外，受諸子語錄體影響，宋詩話中又多有問答之語，錄載了當時文人學士說詩論詩的實況。這種在表達與結構上的方法也影響了后世的詩話寫作。如清代的《師友詩傳錄》《答萬季詩問》《修竹廬談詩問答》《竹林問答》等都留下了受諸子語錄體問答式影響的痕跡。
禪宗語錄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對爾后中國文化的結構與發(fā)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唐中葉以后，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禪宗逐漸取代佛教各派，一時之間，禪宗幾乎成了佛教的代名詞。唐代禪宗沿襲印度佛教的教學方法，以語言文字為方便法門，故而模仿集結，采用散文、韻文相間的佛經體裁以總結禪師生平言說，這種特色的文本形式被世人稱為禪宗語錄，流傳后世的許多禪宗典籍主要就是用這種體式寫成的。禪宗尊菩提達摩為初祖，本倡言“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的所謂“教外別傳”。但為了啟導僧眾，禪師們還是多方設喻，用點悟的方式來宣講暗示佛法大意論文發(fā)表。或當頭棒喝，或逞弄機鋒，或逆向思維，或危言聳聽，以此誘導僧徒自悟佛性，達到“涅槃”妙境。
弘忍以后，禪宗分為南北人文歷史論文，有頓漸之別。南宗始祖慧能的《壇經》可視為禪宗發(fā)展史上第一部語錄體著作，然仍未冠以“語錄”之名。由神會門人所記的《神會語錄》是禪宗史上第一部以“語錄”為名的著作。成書于南唐的《祖堂集》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禪宗史料總集，它不僅對探索禪宗早期歷史作用甚大，也為研究唐、五代佛教內部的流行語言和這一時期的思想、歷史、文化、風俗等提供了新的資料，可以說是唐五代白話學術的代表。禪宗語錄中最為著名、最中國白話學術影響最為巨大者當推《五燈會元》，它是禪宗燈錄的集大成之作。
清錢大昕將中土語錄和釋家語錄作了區(qū)分，稱后者始于中國禪宗：“佛書初入中國，曰經、曰律、曰論，無所謂語錄也。達摩西來，自稱‘教外別傳，直指心印’。數(shù)傳以后，其徒日眾，而語錄興焉。……釋子之語錄，始于唐。”[①]胡適更是指出“《壇經》的體裁便是白話語錄的始祖”。[②]禪宗語錄何以產生？梁啟超以為“殆可謂為翻譯文學之直接產物也”[③]，禪僧以口語入文，“其動機實導自翻譯”。其實，禪宗語錄與佛典翻譯并無直接關涉，卻和印度佛教說法方法有一定聯(lián)系。印度佛教一直以口耳相傳的形式傳播，其對禪僧的影響主要在于令其普遍地使用口語，如果將口頭語言形諸文本，又記錄的是禪宗說法開示之言論，產生的就是禪宗語錄了。從組織結構看，禪宗語錄襲用了典型的佛教體裁，效仿了佛教集結的方式。禪宗的這種承襲自印度佛教的語言觀念，令弟子在聽聞禪師說法開示時，或筆記或口誦，形成語錄，以之作為修習的指導，從根本上講，是緣于該宗派獨特的語言文字觀念。
隨著佛教的日益普及，禪宗語錄的日益流行，語言也日益向口語白話發(fā)展。甚至可以說，禪宗語錄的流行，對中國古代白話學術的發(fā)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宋代理學家們的語錄體著作，遠源是《論語》為核心的諸子語錄，近源則不能不歸諸禪宗語錄的影響。禪宗語錄不僅為學者提供了禪史研究的豐富資料，而且也擴大了學者的視野，在思維取向、用字造句乃至語體風格方面都對當時及其后的白話著作發(fā)生過重大影響。禪宗語錄著作中錄載了許多形象生動、頗富文學意味的偈頌和大量著名的公案話頭，文人用它們來談詩論賦，哲人們用它們來論事警眾。而使用淺俗的語言，特別是大量運用白話口語：短長隨意，不拘一格。具有一種面對面交談的親切感，確實不愧為古代白話學術中的典范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