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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導讀:：劉玉凱教授是用比較研究的方法。旁征博引古今中外資料。先生通過“讀錢解魯”對魯迅作品中的詞源進行考證。
論文關(guān)鍵詞：比較研究，旁征博引，讀錢解魯

　　這段時間正在集中精力研究魯迅的小說，需要搜集大量的文獻資料，經(jīng)朋友推薦，使我有幸與劉玉凱先生的學術(shù)專著《魯迅錢鐘書平行論》結(jié)緣。初拿此書，著實令我吃驚非小，怎么？魯迅、錢鐘書居然還可以平行而論？讀完方知我輩學識淺陋而感嘆先生學問之深厚。劉玉凱教授是用比較研究的方法，旁征博引古今中外資料，讓兩位大師立足于中西文化大背景中進行跨時空的對話交流。先生通過“讀錢解魯”對魯迅作品中的詞源進行考證，對錢、魯兩人的思維方式和美學追求進行對比分析，提出的觀點頗有耳目一新之感。筆者以為本書至少有兩大顯著特征。
　　一、材料翔實而豐富，旁征博引
　　劉玉凱教授是魯迅、錢鐘書研究專家，同時他也頗受魯、錢二氏的影響，其中最為顯著的恐怕就是廣博的學識吧！先生在本書的后記中不無謙虛地說到：“我讀的書不能算廣，但總有幾千冊吧，但是認識魯迅人文歷史論文，認識錢鐘書是人生的幸事。”[1]“幾千冊書”，這絕非虛夸。僅該書所列的書目就有68種之多，先生的專業(yè)是治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但他在民間文學、民俗學、古代文學、文藝學以及書法等領域也頗有建樹。正是有了這樣廣博的學術(shù)背景才成就了本書材料翔實而豐富，旁征博引這一顯著特點。
　　柯靈曾對錢鐘書先生有過如下評論：“錢氏的兩大精神支柱是淵博和睿智，二者互為滲透，互為羽翼，……他博極群書，古今中外、文史哲無所不窺、天所不精。睿智使他進得去、出得來、提得起、放得下……”[2]我覺得這段評論用于劉先生身上也未嘗不可畢業(yè)論文范文。《魯迅錢鐘書平行論》一書中資料之豐富,征引之廣博,運用之自如,是頗令人折服的。但這種“韓信將兵，多多益善”的大大兵團作戰(zhàn)，并非是材料的混亂堆積，而是邏輯的組織在一起的。筆者以為劉先生的文獻征引大概分兩種形式：其一是輻射狀的。即以要論證的問題為中心，從各個方面尋求論據(jù)來論證；其二是縱向性。即通過邏輯的分析一步步追問論證并以材料來佐證。
　　輻射狀引用資料以對“阿Q”的“阿”字進行的一番考證為典型。作者首先指出紹興地方給小孩取名多帶“阿”，是愛稱；接著引錢鐘書的考證“古人男女之名皆可系‘阿’”。然后援引《太平廣記》、《朝野僉載》、《漢書游俠列傳》、《全后漢文通俗演義》、《舊唐書·哀宗論》、《后奴記·何后傳》、黃庭堅的詩《贈米元章》、《代書》、《送劉道純》以及江西詩派后學吳則禮的《北湖集》等古書文獻考證“阿”字的廣泛使用，這還不滿足，接下來又引錢鐘書對于《蘆浦筆記》、《日知錄》、《陔馀叢考》、《交翠軒筆記》、《云麓漫？》、《南齊書·盤龍傳》、《北齊書·平鑒傳》等文獻的考證最終得出了魯迅“阿Q”的“阿”字用得“非常正確”這一結(jié)論。這種資料的廣博索引，例證的信手拈來足以令人欽服。
　　縱向性引用資料以作者對魯迅《朝花夕拾》中“花”為“木橫花”的考證為代表。作者先從錢鐘書的《管椎編》受到啟發(fā)，從木橫朝花夕落的習性推測斷定，進而以陶慶為魯迅《朝花夕拾》初版本設計的封面上的茂盛木橫作依據(jù)，認為并非是巧合。這不不夠，作者又詳細考證了封面的設計過程，說明魯迅對自己作品集封面設計向來是非常重視的。
　　此外作者在論及“精神勝利法”與“慰情退步”一部分時也是縱向性引用資料的。由錢鐘書在《管錐編》中論《毛詩證義·衡門》引出“慰情退步”與“精神勝利法”這一觀點后，進而引用了《宋書·江湛傳》、《戰(zhàn)國策·齊策》陶潛的《和劉柴�！贰⑻K軾的《薄薄酒》、陳洪緩《寶綸堂集·太子灣識》、接著又聯(lián)想到了“宋期三樂”的典故，想到了佛經(jīng)文之《四十二章經(jīng)》、古希臘哲人泰理斯的“吾有三福”（Three Blessings），以及柏拉圖的三樂，最后又談到契訶夫的雜談《生活是美好的》，真可謂是神游于古今、貫通于中西��！
　　當然，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筆者不再贅言。
　　二、論證科學，思路縝密
　　劉玉凱先生的這本《魯迅錢鐘書平行論》相當重視方法論的應用人文歷史論文，為此作者專門以關(guān)于“文體與方法論”作為自序。他說“書名定為《魯迅錢鐘書平行論》顯然帶有比較研究的性質(zhì)，把錢魯兩位文學大師相提并論，我想從文化地位而言不會有人覺得唐突。”[3]他是立足于20世紀特定的歷史時空下將魯錢置于中西文化交匯的背景下運用“談錢解魯”法進行比較研究的。陳瀨渝先生在本書的序中對此給予了較高的評價：“玉凱兄在研究方法上的求新，對讀者的啟示是深遠的。”“玉凱兄在研究方法上的創(chuàng)新，其價值要超過這部專著學術(shù)成就本身。”[4]的確，正是由于劉先生對方法論的自覺追求，才使得本書體系頗為科學、思路相當縝密。
　　作者以魯迅、錢鐘書博采中外、熔鑄古今、學貫中西這一共同點為切入口，運用“談錢解魯”的方法將全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分。甲部分是錢魯打通論，先將兩位大師聯(lián)系在一起，從“精神勝利法的哲學性質(zhì)”入手進行深入闡釋，接下來在乙編論述魯迅和錢鐘書在思維方面的相通之外，然后在丙編探討錢鐘書與魯迅的美學風格，最后丁編以讀錢解魯通過對詞源、典故進行詞源闡釋來收結(jié)全書。
　　嚴縝的思路不僅體現(xiàn)在全書體例的安排上，還體現(xiàn)在對于具體問題的論證過程中畢業(yè)論文范文。作者高度重視材料的翔實性與論證的嚴密性、科學性。比如，對《故事新編》中“油滑”的論說就足見其思維的縝密。作者先從魯迅自己對于油滑的論說引起，接著追問魯迅自己無法解釋的問題，即：“第一，魯迅既然認為自己的作品是“油滑”的，而且油滑是創(chuàng)作的大敵”，為什么從第一篇寫于1922年的《不周山》開：“油滑”，13年后續(xù)寫《理水》，等非但不改，反而發(fā)展的趨勢？其二，對于《鑄劍》一篇作者以為“得意之作”[5]中“紅鼻子”“宴之傲者”等的游戲優(yōu)化的筆墨的難解。
　　順著這條脈絡作者又分析了80年代以來王瑤、楊義、陳平原等學者對于《故事新編》的論述，指出王瑤先生的結(jié)論“怕又未能周詳”。 [6]是“言之有理而未澈，持之有故而未周”。指出楊義的論述，“出來加詳盡分析，卻借錢鐘書的理論說中了問題的要害，可惜并未從敘事學發(fā)展上細加評述”。[7]又指出陳平原的文章“接觸到了‘間里效果’的問題”，但“過于執(zhí)著在同布萊特的比較”[8]終于未能將間里效果闡釋清楚。
　　作者又在肯定王瑤先生的“油滑”與中國古代戲曲中的二丑藝術(shù)相聯(lián)系的基礎上探討“二丑”與“非二丑”這一中外戲劇中的敘事殘留現(xiàn)象人文歷史論文，指出這是一種“敘事語式”。在對中外戲劇中的這種“敘事語式”進行了充分溯源探索后又收回到《敘事新編》的“序言”中魯迅所講的一段話，最終得出《故事新編》可能視為“油滑”寫法的四種形式，即“演繹法”、“借尸還魂法”、“以今例古法”、“間離敘事法”，這也可看作是列先生對于《故事新編》藝術(shù)風格的創(chuàng)新之論。有個細節(jié)值得非常謹慎的，他說的是“可能視為”，這個“可能”足以看出作者做學問的嚴謹老實與思維的縝密科學。
　　除去資料的廣博豐富；論證的科學縝密外，這本專著在觀點上也頗有見地，不乏創(chuàng)新之處。除去上文我們指出的劉先生對于《故事新編》“油滑”的四種分法外，還體現(xiàn)在對于魯迅“偏激”的獨特認識上另外還有對于“無物之際”中“無物”的解釋；對于“精神勝利法”與錢鐘書的“慰情退步”說一脈相承關(guān)系的梳理以及指出魯迅雜文中多次提到的“古已有之”的實質(zhì)就是錢鐘書先生所否定的“用夏變夷”論，這些陳漱渝先生在《“我用我法，卿用卿法”——＜魯迅錢鐘書平行論＞》這篇序文中已做了闡釋，筆者不再贅述。
　　通覽全書，這的確是一部堪稱上乘的融“資料性、科學性、學術(shù)性”于一體的理論著作，是魯迅、錢鐘書研究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獻資料，是劉玉凱教授貢獻給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又一豐碩成果，我們也衷心地期待劉先生繼續(xù)在錢魯研究領域做出更大的開拓，撰寫出更好更多的著作以饗讀者。

參考文獻：
[1]劉玉凱：《魯迅錢鐘書平行論》，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328頁。
[2]柯靈：《促膝閑話錢鐘書》，《錢鐘書研究》第一輯第223頁。
[3]劉玉凱：《魯迅錢鐘書平行論》，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12頁。
[4]陳漱渝：《《“我用我法卿用卿法”——＜魯迅錢鐘書平行論＞》，《魯迅錢鐘書平行論》（序），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1頁。
[5]童潔瑾《關(guān)于＜故事新編＞的評價問題》轉(zhuǎn)引自：劉玉凱：《魯迅錢鐘書平行論》，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40頁。
[6][7][8]劉玉凱：《魯迅錢鐘書平行論》，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