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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經濟學的新發(fā)展與政治學新制度主義:比較與啟示
  

  摘要:新制度經濟學和政治學新制度主義在發(fā)展中都因為缺乏現實性、歷史性和社會性而受到批評。面對相似的問題,經濟學領域興起了以青木和格雷夫為代表的比較制度分析,政治學領域興起了歷史制度主義和社會學制度主義。本文從制度觀、制度對行為的影響、制度的變遷、過去的制度對現在制度的影響、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tài)在制度形成和發(fā)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對比較制度分析和歷史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進行了比較,就未來制度研究的發(fā)展趨勢提出了看法。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比較制度分析;歷史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 畢業(yè)論文網 http://www.lw54.com

  新制度經濟學在面對新古典經濟學時的態(tài)度十分矛盾,一方面,批判新古典理論過于抽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于新古典的研究方法。這使得新制度經濟學的發(fā)展面臨以下兩方面的問題:一是現實性與理論性的矛盾,即如果放松在信息、理性和認知方面的假設條件,可以更貼近現實世界,但會導致新古典理性選擇范式的失效,難以形成一般性的理論;如果堅持較為嚴格的假設條件,又不能很好地解釋制度的形成和演變;二是研究缺乏歷史性與社會性,即新制度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抽象掉了行為人所處的歷史情景和受到的社會約束。這兩大問題阻礙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發(fā)展。作為對上述問題的反思,新制度經濟學家已經開始了將不確定性、有限理性和認知模式納入制度研究的工作,也進行了一些降低歷史和社會約束方面的抽象程度的嘗試,其中以青木和格雷夫為代表的比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analysis,簡稱為CIA)在這方面的工作最為引人注目。
  無獨有偶,政治學家們也遇到了與新制度經濟學家類似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也因其反現實、反歷史和反社會而受到批評!胺船F實”,即假設前提(完全理性和外生偏好)過于簡化,具有Hall(1996)所說的“無情的優(yōu)雅”;“反歷史”,即忽視過去的制度對現在制度選擇的影響,認為有效率的歷史過程是迅速地走向某種最佳解決辦法的過程;“反社會”,即忽視個人身處其中的社會關系對制度產生和變遷的影響。這些問題使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在解釋現實政治世界時遇到了很多困難,比如無法解釋無效率制度的存在、對不同制度之間的共時互動和歷時互動也無力駕馭等等。面對這些與新制度制度學相似的問題,政治學領域興起了歷史制度主義(HI)和社會學制度主義(SI)。 畢業(yè)論文網 http://www.lw54.com
  本文將從什么是制度、制度如何影響行為、制度如何變遷、過去的制度對現在制度的影響、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tài)在制度形成和發(fā)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對新制度經濟學的新發(fā)展(CIA)與政治學領域興起的HI和SI進行比較,希望通過這種學科間的對話與交流思考如何推動制度研究的深入發(fā)展。
  
  一、制度及其對個體行為的影響
  
  (一)各具特色的制度觀
  在CIA中,青木將制度概括為關于博弈重復進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維系系統(tǒng),其中“博弈重復進行的主要方式”可以等同為博弈規(guī)則;格雷夫認為制度是由規(guī)則、信念、規(guī)范和組織構成的系統(tǒng)。雖然表述形式有差異,但從本質上講,他們都將制度看作是平等的參與人相互博弈所達成的均衡。他們認為任何一項制度都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強調它們之間的相互契合。格雷夫指出只有與信念和規(guī)范相一致的規(guī)則,才是當事人有激勵遵守的規(guī)則,才能成為制度系統(tǒng)的一部分;同樣地,只有與行為協(xié)調一致的信念和規(guī)范才是制度系統(tǒng)的組成部分。
  HI和SI也強調制度不僅包括正式規(guī)則,還包括文化、規(guī)范和慣例等非正式規(guī)則。其中,SI的制度定義更加寬泛,他們將制度基本上等同于文化,不僅包括正式的規(guī)則、程序或規(guī)范,而且還包括象征系統(tǒng)、認知模式和道德模板。與CIA將任何一項制度都看作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要素構成的系統(tǒng)不同,HI和SI用“兩分法”的眼光來看待制度,人為地將制度區(qū)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他們在研究時各有側重,前者主要研究正式制度,后者主要關注非正式制度。另外,與CIA將制度看作平等參與人博弈的結果不同,HI特別強調權力和資源的不平衡分配,將制度視為不平等的政治集團之間斗爭的產品。同時強調制度在各社會集團間不平等地分配權力的方式,認為制度給予不同集團的接近決策過程的機會大小是不一樣的。SI則忽略了各方行為者之間可能存在的權力沖突。 畢業(yè)論文網 http://www.lw54.com

  
  (二)制度如何影響行為
  在CIA看來,參與人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制度通過既協(xié)助又制約的方式影響參與人的行為以實現其外生偏好。一方面,在一個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制度可以幫助理性有限的參與人節(jié)約決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另一方面,制度通過為參與人提供關于制度均衡的信息協(xié)調他們的信念,從而控制著參與人的行為決策規(guī)則。在多種可能性中,共有信念引導著參與人朝著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動。格雷夫還進一步指出不同的制度要素在影響行為方面發(fā)揮不同的作用,“規(guī)則”提供共享信息并協(xié)調行為,“信念”和“規(guī)范”提供遵循規(guī)則的激勵,“組織”產生并傳播規(guī)則。
  SI和HI則認為制度首先塑造的是參與人的偏好。在他們看來,制度不僅提供信息和認知模板,還影響著行為者的身份認同、自我印象和偏好,行為人的策略本身也是經過制度過濾后才被構建出來的!巴ㄟ^創(chuàng)造新的行為者及身份感,通過給行為者提供成功與失敗的標準,通過構建關于恰當行為的規(guī)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規(guī)定了個人的偏好并構建了他們的自我身份認同。在HI看來,個人行動遵循的是“最優(yōu)標準”還是“滿意標準”,是受理性驅使還是受特定的文化模式所驅使,要視特定的制度背景而定。制度構造了政治的情境,決定了行動者的偏好、策略和利益。 畢業(yè)論文網 http://www.lw54.com

  
  二、行為假設與制度變遷的動力機制
  
  (一)行為假設:薄弱的理性還是厚重的理性
  CIA承認理性是有限的,在他們看來有限理性不僅包括有限信息,還包括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如青木認為個體參與人不可能具備關于博弈規(guī)則的完全知識,也不可能對其他人的策略決策和所處的情景做出完備的推斷。相反,他假定每個參與人只擁有關于博弈結構的有限的主觀認知,這些認知來自過去的經驗,只有在環(huán)境發(fā)生重大變化或認知出現內部危機時才被修改。格雷夫原則上承認無論是信息還是認知都是有限的,但在實際研究中,為了能夠運用古典博弈論(該分析框架假設參與人的決策集合是事先固定的)研究制度,他保留了參與人擁有信息的有限性,認為社會規(guī)則能夠為參與人提供信息和協(xié)調,幫助他形成關于他人行為的預期,回避了參與人認知能力的有限性。
  CIA與以往的新制度經濟學將有限理性等同為有限信息相比已經前進了一大步,但在HI和SI看來,他們所持的是仍然是一種薄弱(Weak)的理性觀。所謂薄弱的理性觀,是指他們忽視了制度在塑造個人理性過程中的作用,把個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研究的先驗性前提。與薄弱理性觀相對應,HI和SI提出了自己厚重(Sick)的理性觀,即認為制度塑造了參與人的理性(不僅包括信息和認知,還包括追 畢業(yè)論文網 http://www.lw54.com

   求的目標)。如SI認為個體的理性本身是在特定的情景中由制度建構出來的。他們不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設下去談理性選擇,而是在選擇行為是有目的和有意識的意義上來討論它。在HI看來,除非已知相關情境,否則任何關于“自利行為”的廣泛假設都是無意義的。我們需要一個基于歷史的分析去澄清什么是他們力圖最大化的東西,以及為什么他們強調特定的目標甚于其他的目標。
  
  (二)研究方法:均衡的還是非均衡的
  在對制度變遷的研究中,青木和格雷夫的側重點有差異:前者強調制度之間共時性和歷時性關聯(lián),致力于提供一個分析經濟整體制度安排及其變遷的統(tǒng)一框架;后者更傾向于比較不同經濟體中具體制度安排的差異,或研究某項具體的制度安排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發(fā)生變遷。但是,CIA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在他們看來制度變遷就是從一個博弈均衡到另一個博弈均衡,是“沿著均衡點的演進”。他們致力于解釋從新均衡到舊均衡的過程,努力把一系列的博弈均衡連接起來。即使在分析整體性制度安排時,青木也堅持均衡觀,他認為各個博弈域的制度之間相互耦合、相互嵌入,形成有機的制度系統(tǒng);整體性制度的變遷,是各種不同制度之間相互關聯(lián)方式的變遷。
  HI和SI強調制度變遷是多項制度共同演化的過程,分析各種組織和制度如何相互關聯(lián)塑造制度變遷的過程乃至結果。其中HI特別強調多項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質疑將某一項制度安排從整個制度結構中分離出來單獨研究的方法,認為必須將其放在更廣闊的情景(制度結構)中。在這一點上,他們的看法與青木相似。與青木不同的是,HI并不假設這些相互作用(交叉)的制度能夠互相適應,形成彼此一致的整體。制度之間可能存在矛盾,為行為人提供多元化的行為邏輯。同時,他們也不贊成用均衡觀來看待制度及其變遷,認為“制度本身是政治沖突和選擇的有意或無意的結果”,相應地,制度變遷是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充滿了偶然性和無效率現象的歷史過程。歷史過程不會產生均衡,它會產生獨特的、但是次優(yōu)的結果。 畢業(yè)論文網 http://www.lw54.com
  
  (三)制度變遷的動力機制
  在制度變遷的動力機制這一問題上,CIA強調制度自身發(fā)展的累積性影響,給出了制度變遷的內生性解釋。如青木指出在一定的外生和內生規(guī)則下,重復博弈的累積性后果可能導致資產、權力和社會角色分配的不平等,當不平等累積到臨界規(guī)模時,就會引發(fā)內生的制度變遷。在對制度變遷機制的具體研究方面,CIA內部存在差異。青木對制度變遷機制的研究演化色彩更濃,特別強調認知能力有限的個體與制度之間的正負反饋:制度為個體行為提供信息,同時又對個人的行動決策施加“人為約束”;參與人相互作用共同再生和印證著制度,或在外部沖擊和內部累積性影響下調整主觀認知尋求新的行動可能性,使原有制度陷入危機。在格雷夫看來,制度變遷機制是多樣化的,可能有較強的理性選擇色彩,也可能有較強的演化色彩,取決于準參數(受現存制度影響而逐漸改變,如人口數量、貿易規(guī)模等)的性質:(1)如果準參數可被觀察到,它們的重要性能被很好地理解,決策者可能意識到過去的行為不再是自我實施的,從而有意識地改變制度。通過公共決策有意識地選擇替代性行為、建立新規(guī)則,是制度變遷機制的常見表現。(2)如果準參數是不可觀察的、不確定的、不可識別的,制度變遷機制可能反映了個體愿意試驗和冒險偏離過去的行為,或擁有更多知識的個人出現,指出新的制度均衡。 畢業(yè)論文網 http://www.lw54.com
  HI用權力不平等的參與人之間的沖突來解釋制度變遷機制。他們將制度演變過程分成制度存續(xù)的“正常時期”和制度斷裂的“關鍵時刻”。正常時期的制度變遷遵循著路徑依賴規(guī)律,各種政治力量之間保持著某種平衡;但是在“關鍵時刻”,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被打破,沖突結果凝固形成新的制度。HI一方面強調制度變化是多種政治力量共同發(fā)揮作用結果,否認制度的可設計性,另一方面強調可能的新制度往往不是唯一的,最終形成哪一種取決于政治沖突各方的力量對比,也會受到其它“干擾”因素(如觀念、信仰)的影響。在SI看來,制度可以等同于文化,其變遷是非常困難的。他們用“價值的沖突”來解釋制度變化,即制度本身所宣示的價值與周圍社會價值之間的沖突。但是,制度的變化又不能簡單地歸因于環(huán)境的變化,因為“制度不是現在外部力量或者微觀行為和動機的簡單反映,它們把歷史經驗也嵌入了規(guī)則、慣例和形式之中”。制度通過學習過程來確認和適應變化的環(huán)境,忽略了制度變化過程中所必然包含的各方行動者之間存在的權力沖突?傊,SI眼中的制度變遷是學習、適應、演化的結果,而不是有意識設計的結果。
  
  三、歷史、路徑依賴與制度變遷
  
  (一)歷史為什么是重要的
  “歷史是重要的”,這已成為各流派制度主義者的共識。但在歷史為什么是重要的問題上,他們之間的意見就不完全相同了。 畢業(yè)論文網 http://www.lw54.com
  CIA認為歷史是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歷史有助于精煉博弈均衡。如青木指出,當現存制度由于外部沖擊或內部累積性因素陷入危機,參與人不得不調整自己的主觀認知,修正對其他參與人行為方式的預期。伴隨著參與人在制度危機下尋求新出路的過程,至少有幾個潛在的制度有可能逐漸演化出來,相互競爭。究竟哪一種潛在制度最終成為預期收斂的聚集點,進而成為一種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過去的制度即歷史。格雷夫則認為歷史不僅有助于精煉博弈均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待精煉的潛在制度的集合。他指出過去的制度影響著新制度的學習和試驗過程,影響引入新要素的成本和收益,使?jié)撛诘男轮贫葍A向于與過去的制度相互關聯(lián)而不是嚴重地偏離它們。
  HI則認為個體的偏好不是不證自明的,而是需要加以解釋的變量。歷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僅塑造了行為者的策略,而且還塑造了他們的目標和利益,通過建構政治情景影響政治結果。在HI看來,CIA存在的最大問題在于他們研究中的個人是抽象掉了時間和空間的理性人,其偏好是先驗給定的。雖然格雷夫也提出了歷史情景分析方法,但歷史情景的作用也僅限于使理論模型的構建更符合史實,至于參與人,不管處于中世紀的穆斯林社會還是處于正走在通向“西方興起”道路上的歐洲,都被先驗地假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畢業(yè)論文網 http://www.lw54.com
  
  (二)歷史如何影響制度的變遷
  諾思認為歷史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路徑依賴上,即規(guī)模經濟、技術互補性和網絡外部性使制度一旦走上某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就會在以后的發(fā)展中得到自我強化,從而形成對該路徑的依賴。實際上,過去的制度對現在的制度變遷的影響要復雜、深刻得多。格雷夫強調過去的制度影響現在制度的認知基礎,認為個人在制度變遷過程中進行選擇時會從過去的制度要素中汲取認知的、信息的、協(xié)調的和規(guī)范的內容。其具體機制包括:(1)環(huán)境效應,指過去的制度構成新博弈的外生規(guī)則的一部分;(2)協(xié)調效應,指過去的制度為當事人在多重可能的制度之間進行選擇提供指導;(3)包含效應,指新制度很可能包括了過去已經存在的制度要素。格雷夫還指出以“群”形式存在的過去制度,其細節(jié)會影響制度變遷的性質:強互補的“群”,制度變遷很難發(fā)生,一旦發(fā)生更可能是全面的變遷;多個制度共享相同制度要素的    “群”,變遷也很難發(fā)生,一旦發(fā)生將是革命性的;制度間聯(lián)系較弱的“群”,變遷更可能是漸進的、局部的。
  HI將歷史看作一個過程,通過追溯事件發(fā)生的歷史軌跡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考察過去對現在的影響!斑^程追蹤”是HI研究制度變遷的核心方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HI對長時間的、大規(guī)模但進程緩慢的制度變遷的關注,比如民主化、工業(yè)化、國家建立或福利政策的發(fā)展等。如果在短時期內研究,一些變化緩慢的關鍵性變量很容易被看作是固定的,從而被忽略掉。還有一些因果過程涉及多方面因素,其中的關聯(lián)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充分顯現,需要研究者在較大的時間跨度內進行研究。在歷史影響制度變遷的機制上,HI主要強調路徑依賴、時間序列和關鍵枝節(jié)點(Critical Junctures)的重要性。他們認為諾思所說的路徑依賴現象在政治過程中也廣泛存在,因為一旦某種制度固定下來之后,學習效應、協(xié)同效應、適應性預期和退出成本的增大使制度的改變越來越困難。而且,由于政治領域制度高度密集性、政治權力的非對稱性、政治本身的復雜性和模糊性等,都使政治領域的制度變遷顯示出更強的路徑依賴性。時間序列之所以重要往往是建立在路徑依賴的基礎之上的,自增強機制將某些選擇從政治選擇菜單上刪除掉了。關鍵枝節(jié)點,就是原有制度陷入危機、多種潛在制度競爭的時期,最終哪一種潛在制度勝出將顯著影響隨后的制度變遷。HI認為抽象地討論多重均衡的精煉意義不大,重要的是識別、探究這些關鍵枝節(jié)點,將其放在所處的歷史情景中加以研究,這也是HI更為宏觀的研究視角的一大優(yōu)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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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意識形態(tài)、文化觀念和非正式制度
  
  諾思在運用新古典框架研究制度變遷時,遇到了以下主要問題:為什么多數國家沒有像西歐那樣產生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為什么無效率的制度能夠持續(xù)存在?作為對上述問題思考的結果,他在《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中引入了意識形態(tài),在《制度、制度變遷和經濟績效》提出了路徑依賴理論,力圖解釋人類經濟制度的演變與停滯和無效率制度的存在。其中,路徑依賴意味著“歷史是重要的”,強調過去的制度對現在制度的影響;引入意識形態(tài)則體現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
  一旦我們承認非正式制度(如習俗、慣例等)是制度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就不可避免地將意識形態(tài)(指行為人的主觀認知模式)和文化觀念(指共享的價值觀念)這些被新古典理論看作外生的變量帶人了制度研究的視野。這是因為非正式制度(或者稱為“規(guī)范”)根植于特定社會的文化觀念之中,深刻地影響到了行為人的意識形態(tài)。當我們沿著“非正式制度是重要的”再前進一步,追問非正式制度如何形成和演化、它通過什么機制影響行為人的選擇,就不能不關注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tài),否則就無法回答上述問題,F實中制度理論的發(fā)展體現了這一趨勢,除了諾思在20世紀90年代后轉向研究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演化之外,青木和格雷夫也在將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觀念納入制度分析框架上做出了有益的嘗試。 畢業(yè)論文網 http://www.lw54.com
  CIA將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觀念納入分析框架的方式與他們的制度觀是一致的。在他們看來,制度本身就是包含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的系統(tǒng)。其中,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就體現為支持博弈均衡的共有信念。在共有信念形成和演化過程中,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觀念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或者說,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觀念正是通過影響共有信念的形成和演化進入制度分析框架的。那么,影響是如何發(fā)生的呢?CIA通常將文化觀念看作是外生的,用參與人協(xié)同修正意識形態(tài)來解釋制度變遷,將作為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共有信念看作參與人之間策略性互動的內生性結果。具體的機制如下:每個參與人對于博弈結構都有自己的主觀認知,當他們基于自己的主觀認知選擇的行為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時,他們的主觀認知將被行動共同決定的可觀察的事實證實,并作為未來行為決策的指南而不斷再生產出來。如果基于參與人主觀認知的行為未能產生預期的結果,一種普遍的認知危機隨之出現,并引發(fā)人們尋找新的認知模式。在多樣化的新認知模式中,究竟哪一種能成為所有參與人的共有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參與人身處其中的文化觀念。文化觀念協(xié)調了眾多參與人的意識形態(tài),為新均衡的實現提供了聚焦點。
  HI和SI都強調文化觀念的重要性,這體現在他們寬泛的制度定義上。在他們看來,文化進入制度分析的方式反映了他們“兩分法”的制度觀,即人為地將制度區(qū)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HI主要關注各種正式的制度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很少有歷史制度主義者堅持(正式)制度是產生政治結果的唯一因素,文化觀念以及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等也是他們重點考慮的因素,他們尤其關注制度與文化觀念之間的相互關系。由于HI的中觀和宏觀視角,他們缺少像CIA那樣基于個人認知模式的微觀分析,微觀基礎的缺乏使HI不能夠提供文化觀念如何影響行為的更詳盡的描述。SI主要研究非正式制度,他們將文化本身也界定為制度,從僅僅將文化看成是共享的態(tài)度和價值,轉向了將文化看成是為行為提供模板的規(guī)范、象征或劇本的網絡。通過將文化直接等同于非正式制度,SI眼中文化的影響遠不止CIA所認為的協(xié)調參與人的意識形態(tài)、提供聚焦點那么簡單。他們認為人首先是特定社會關系中的個人,該社會的文化觀念指明了某人在既定的背景下能夠把自己想像成什么樣的。也就是說,文化不僅影響個體的策略性算計,還影響著他們的基本偏好和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如果用博弈論的語言來描述的話(雖然SI并沒有這么做),文化塑造了參與人本身(偏好、利益和策略集合),提供了博弈的規(guī)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博弈的結果。與CIA相似,SI也注重從微觀層面分析文化與行為的關系(雖然兩者的行為標準不同)。他們強調文化與個體行動之間高度互動和同構性的特征:當按照文化所提供的規(guī)范展開行動時,個體會自然而然地將自己建構成為社會行動者,參與有社會意義的行動,并不斷地強化他所遵循的規(guī)范。 畢業(yè)論文網 http://www.lw54.com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將經濟學領域內制度研究的最新進展(CIA)和政治學領域內最近興起的HI和SI進行了比較。這些研究是在各自的學科領域面對相似的問題——缺乏現實性、歷史性和社會性——做出的不盡相同的反應。他們或多或少都在原有研究傳統(tǒng)的基礎上減輕了研究的抽象程度,包括對不確定性、無知和錯誤預期的抽象和對歷史、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觀念的抽象。這也體現了整個社會科學界共同關注的制度問題的最新研究趨勢。由于不同流派擁有各自的理論淵源,當面對相似的問題,他們所做出的反應很自然地呈現出了路徑差異。一方面,CIA堅持偏好外生和均衡觀,始終把研究的理論性放在首位,強調對自己的命題提供“微觀的詮釋”;而HI和SI則堅持偏好內生和非均衡觀,注重研究的現實性,理論構建上相應薄弱,缺乏微觀基礎。另一方面,CIA所做的工作更多地是將歷史、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觀念納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其研究在本質上仍然是演繹的,而不是經驗的和歷史的;而HI和SI揚棄了政治學和社會學組織理論的傳統(tǒng)研究方法,主張用社會一歷史方法取代建立在先驗假設基礎上的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演繹方法,他們的研究在現實性、歷史性和社會性方面都更強。除了上述差異之外,通過比較也可以看到各個流派在多個方面表現出了趨同性。如CIA更加關注各種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共同演化,HI和SI則更加強調為制度分析提供一種微觀行為理論;CIA認識到行為人在做出選擇時受到意識形態(tài)、文化觀念和從前的選擇的約束,HI和SI也意識到通過引入厚重的理性觀有可能實現與理性選擇理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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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流派之間存在的差異為將來的制度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它們之間的趨同則或多或少預示了制度研究未來發(fā)展的方向。本文認為:
  (1)未來的制度研究將是跨學科的,不可能在任何一個學科的內部完成。
  (2)未來的制度研究不能單純地地依賴演繹法或歸納法,將演繹法和歸納法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一歷史分析可能成為未來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
  (3)未來的制度研究將著力在微觀行為基礎和宏觀制度結構之間建立起關聯(lián)。
  (4)未來的制度研究應該具有更廣闊的時間視野,更加重視歷史、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觀念的作用。
  “我們對制度仍然十分無知,在形成統(tǒng)一的理論之前,應該接受多元主義”。在社會科學領域新制度主義蓬勃興起的背景下,“多元主義”應該跨越傳統(tǒng)的學科界限。也許力圖使不同領域的方法論和解釋目標達成綜合并不恰當,但試圖克服不必要且過時的學科邊界,通過不同理論流派在共同感興趣的交叉領域的對話和交流來促進制度理論的進一步發(fā)展卻是個好主意。我國正在經歷大范圍的制度變遷,不僅包括各種經濟制度,還包括政治制度、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規(guī)范;同時,我國有著深厚歷史積沉和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對現有的制度變遷產生著深刻而復雜的影響。制度研究對象的群體性和制度研究背景的獨特性,使我國本土的制度研究在尋求跨學科交流與合作、建立新的制度分析框架方面的要求更加迫切。在這樣的背景下,同時考慮到國內學科分工嚴格、跨學科交流不足的現狀,將新制度經濟學的新發(fā)展與政治學新制度主義進行比較,對于解釋我國正在經歷的大范圍制度變遷、實現其應有的理論價值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關鍵字: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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