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元曲中屈原人物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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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導(dǎo)讀:：本文受謝模楷《唐詩中的屈原》一文的啟發(fā)。元曲中的陶淵明形象。可以說在屈原入世的人格模式之后。
論文關(guān)鍵詞：唐詩，元曲，屈原，人物形象
屈原作為中國偉大的詩人，因其文學(xué)作品給予后代文人以啟發(fā)和營養(yǎng)，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蘇軾以及現(xiàn)代的郭沫若無不受其影響；同時，作為一個文學(xué)形象，屈原也頻頻出現(xiàn)在后代文學(xué)作品中，他成為了一個特定的符號，帶上了特定的含義。本文主要選擇三個時期的文學(xué)作品中的屈原形象進行分析比較：唐代以前，這是屈原形象的奠定期，屈原的傳記作者們通過自己的理解，塑造出了一個文學(xué)形象；唐代，這是中國古典詩歌發(fā)展的高峰期，楚辭的影響擴大，屈原形象在詩歌這一文體中不斷被豐富；元代，一個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時期，漢族文人受到一定壓制，但是卻出現(xiàn)了元曲的興盛，與唐詩一樣成為了“一代之文學(xué)”。漢代作為封建制度、文化的奠定時期，唐代作為中古的結(jié)束、近代的開端，元代作為一個外來文化的沖擊時期，各有特點；散文、詩歌、散曲、雜劇，作為這幾個時期各具代表性的文體，是如何塑造同一人物形象的？有何不同？漢代作為一個經(jīng)學(xué)時代，以漢族文化為中心，唐代以其開闊的氣度吸收外來文化——唐人大有胡氣，元代作為一個蒙古族為中心的統(tǒng)治時期，他們在不同文體中給予了屈原哪些不同的意義？本文將試圖解決這些問題。
一、唐代以前文人對屈原的書寫
較早記載屈原生平事跡的是司馬遷的《史記》人文歷史論文，其《屈原賈生列傳》一篇塑造出了一個屈原形象：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yīng)對諸侯。王甚任之。（《史記》司馬遷，中華書局，1982年11月第1版）
屈原作為一個有為者，能夠為楚懷王所識、所用，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也有實現(xiàn)的可能，但是從后面的敘述來看，屈原的遭遇并沒有這么樂觀：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史記》司馬遷，中華書局，1982年11月第1版）
因同僚的嫉恨，屈原被懷王所疏遠，最終沒有逃過流放的命運，當理想喪失殆盡的時候，他選擇了死亡，死亡是他對自己命運的抗爭。聯(lián)系到自己的遭遇，司馬遷開始完成把屈原塑造成“逐臣”和“忠臣”的工作。
班固對于屈原則是出于前后不同的兩種態(tài)度：對屈原“忠臣”形象的大加贊賞，延續(xù)了前代屈原形象塑造；但是在《離騷序》卻采用了另外一種觀點：
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楚辭補注》，洪興祖，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1版）
屈原最終被疏遠的原因歸結(jié)為其性格上的缺陷——露才揚己。盡管班固的觀點受到了后來王逸的反對，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從漢代開始對屈原人物形象的認識就出現(xiàn)分歧論文的格式。
魏晉南北朝時期，士人占據(jù)了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上的統(tǒng)治地位，士人不需要付出努力就可以獲得官職，因此在詩歌中也就缺少了“述懷言志”的傾向，文人們對朝廷和實務(wù)亦不關(guān)心，士人做官為了維持門戶，絕少為了安邦定國、濟世安民。而朝代的更替也基本上不會影響到他們的利益，因此蕭子顯會發(fā)出這樣的感嘆。而屈原這種忠君愛國的思想在士族社會當中也就缺乏影響力，魏晉文人也就少有贊賞其“忠臣”形象。
二、唐詩對屈原的書寫
謝�？壬凇短圃娭械那蜗蟆芬晃闹袑�“屈原”在唐詩中描繪形象作了極為精當?shù)母爬�，該文將屈原形象分為三種：生命形象、人格形象、文學(xué)形象：
屈原的生命形象，在唐詩中是憔悴、悲怨、憤恨和痛苦的集合。
唐詩中屈原最主要的人格形象是“獨醒”，它蘊含著高處不勝寒的寂寞與困苦。
屈原的文學(xué)形象，從唐詩評價屈原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出來。
但是屈原的生命形象與人格形象很多時候不是截然可分的，同時也為了與唐代以前的屈原形象塑造進行對比，本文將這兩種形象歸為“逐臣”與“忠臣”形象：
1、逐臣與忠臣形象
這在唐代詩歌中出現(xiàn)頻率非常之高，唐代詩人延續(xù)了前代文人對于屈原形象的塑造，特別是安史之亂以后人文歷史論文，唐王朝逐漸衰弱：一方面文人的貶謫情況逐漸增加，而且條件越來越苛刻，很多文人在屈原的貶謫中找到了自己的歸宿和感情寄托，通過歌詠屈原來宣泄自己的不滿與無奈；另一方面，此時的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專權(quán)、黨爭盛行，政治已經(jīng)遠不如盛唐時期開明，文人要求積極改革社會，與黑暗勢力抗爭，于是屈原的這種抗爭精神、人格魅力逐漸的走入了中唐文人的視野。
李白《笑歌行》：趙有豫讓楚屈平，賣身買得千年名。
杜甫《地隅》：喪亂秦公子，悲涼楚大夫。
錢起《江行無題一百首》(其十)：憔悴異靈均，非讒作逐臣。
柳宗元《汨羅遇風(fēng)》：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
白居易《詠懷》：長笑靈均不知命，江蘺叢畔苦悲吟。
李商隱《楚宮》：湘波如淚色潦潦，楚厲迷魂逐恨遙�！度圃姟罚腥A書局，1960年4月第1版）
2、文學(xué)形象
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作品在唐代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并作為學(xué)習(xí)和汲取的對象，作為文學(xué)形象存在的屈原開始于政治清明、經(jīng)濟繁榮、文化鼎盛的初盛唐時期，因為在經(jīng)歷了南朝文風(fēng)之后，唐代文人急切希望能夠建設(shè)自己的文化形態(tài)，形成自己的文學(xué)特色，他們注重對前代文學(xué)遺產(chǎn)的吸收和利用，于是楚辭進入了他們的視野，屈原作為一個文學(xué)作者也得到了唐代文人的認同：
駱賓王《同辛薄簡仰酬思玄上人林泉四首》其一：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
李白《江上吟》：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元稹《楚歌十首》其一：棲棲王粲賦，憤憤屈平篇。
白居易《寄唐生》：功高虞人箴，痛甚騷人辭。
韓愈《感春四首》其一：屈原《離騷》二十五。不肯餔啜糟與醴。（《全唐詩》，中華書局，1960年4月第1版）
3、對屈原形象的不同意見
唐代文人對屈原更多的是同情和贊賞，但是此時也出現(xiàn)了不同意見：
賈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三代文章，炳然可觀。洎騷人怨靡，揚馬詭麗，……大變風(fēng)雅。（《全唐文》，中華書局1983年11月第1版）
汪遵《漁父》：棹月眠流處處通，綠蓑葦帶混元風(fēng)。靈均說盡孤高事，全與逍遙意不同。（《全唐詩》，中華書局，1960年4月第1版）
孫郃《古意二首》其一：介潔世不容，跡合藏蒿萊。（《全唐詩》，中華書局，1960年4月第1版）
前兩則材料主要是將屈原為代表的楚辭歸結(jié)為綺靡文風(fēng)的源頭，需要加以修正和批評，但是我們今天看來這樣的批評是有失公允的；孟郊的詩歌實際上是欲揚反抑的作法，其雖說“死為不吊鬼”，最終還是表現(xiàn)出了欽佩；后兩首詩歌無疑都是表達了不同意見，但是都是建立在同情基礎(chǔ)之上的。
三、元曲中的屈原書寫
與唐宋時期屈原形象的豐富相比，元曲中對屈原的書寫顯得較為單一，作者一致將屈原塑造成為一個逐臣和忠臣形象，而對其文人形象卻極少提及。
例如吳仁卿的雜劇《楚大夫屈原投江》以及雎景臣的《屈原投江》，都涉及屈原，但是皆不存。從題目中還是可以見元代文人對屈原形象書寫的興趣人文歷史論文，而且應(yīng)將其描繪成為一個逐臣與忠臣形象。
白樸《仙呂·寄生草》：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
鐘嗣成《雙調(diào)·清江引》：試問屈原醒，爭似淵明醉？
《荊釵記》：問出奸情，押還原籍，教你雖無尾生難，也有屈原愁。
《死生交范張雞黍》：那楚屈原終日獨醒，投江而死，何足道哉。
《劉晨阮肇誤入桃源》：怎學(xué)他屈原湘水，怎學(xué)他賈誼長沙。
《包待制陳州糶米》：有一個楚屈原在江上死，有一個關(guān)龍逢刀下休，有一個紂比干曾將心剖，有一個未央宮屈斬了韓侯。（《全元曲》，徐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由上引例子可以看出，元曲中對屈原的塑造，多不注重其文學(xué)成就，這是與唐詩異趣的：一是僅塑造其逐臣、忠臣形象；再則，對其逐臣、忠臣形象加以否定論文的格式。究其原因：
1、文體的差異
李燦朝在《祖騷與非屈——元代屈原接受史片論》一文中，認為元曲是新興文體，其來源與民間結(jié)合緊密，其接受者文化水平不會太高，因此元曲不注重屈原的文學(xué)形象，偏于其作為敘事主人公的逐臣和忠臣形象；唐詩對詩騷有繼承、吸收，陳子昂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就明確號召唐詩要復(fù)歸風(fēng)雅，作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的屈原在唐代能夠得到身份的認同。
詩歌這一文體在《尚書》中就明確：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古代文論名篇詳注》，霍松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從而開始了述懷言志的傳統(tǒng)，適于表達政治理想、政治抱負；元曲則因其俚俗性，適于宣泄內(nèi)在的情感，而且來得世俗，不乏辛辣嘲諷，這與詩歌的溫柔敦厚相去甚遠，無法塑造屈原的文學(xué)形象。
2、現(xiàn)實政治因素
元曲中的屈原絕大部分是逐臣、忠臣，而且作家都對這一價值取向加以徹底否定，這與其政治環(huán)境有關(guān)。元代為蒙古族統(tǒng)治時期，對漢族文化不重視，多年取消科舉考試，打壓漢族文人，因此元代文人整體情感是壓抑、苦悶的；唐代雖然也有政治殘害，但是終唐一代文人看得到未來和希望，雖有失意，但不久又會斗志昂揚。
在自身理想失落的情況下，元代文人開始否定屈原這種忠臣的人生價值，既然不能“兼濟天下”那就選擇“獨善其身”，于是元代文人找到了陶淵明。以上所引的元曲就有把屈原與陶淵明對舉的，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價值模式：出世與入世。元代文人否定屈原親近陶淵明，實際上也正是放不下屈原，正如鄭振鐸先生在《中國俗文學(xué)史》中所言元人是“強為曠達”。
3、前代的不同意見
如前所述人文歷史論文，對屈原形象的不同意見在漢代班固那里就已經(jīng)開始，而后唐宋兩代仍然有人提出異議。因此，元曲中對屈原的逐臣、忠臣的否定也屬正�，F(xiàn)象。
4、接受群體的差異
李漁在《閑情偶寄》論及元曲：
其事不取幽深，其深不搜隱僻，其句采街談巷議。即有時偶涉詩書，亦系耳根聽熟之語，舌端調(diào)慣之文，雖出詩書，實與街談巷議無別者。（《閑情偶寄》，李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
元曲的接受面比詩歌更為寬廣，要照顧普通市民，因此相對于《離騷》而言更能引起興趣的是他的故事，而不是他的文學(xué)。
在經(jīng)歷了宋代圣賢化的傾向之后，屈原又逐漸的走向了通俗文學(xué)領(lǐng)域，其民間形象更多的就偏向于逐臣與忠臣形象。而后到了明清時期，屈原又被塑造成為了一個民族英雄形象，因《屈原形象的歷史詮釋及其演變》一文有所闡釋，本文不再涉及。我們可以看出由唐至元，屈原這一文學(xué)形象有繼承有發(fā)展，這無疑受到時代風(fēng)氣、文體以及文學(xué)觀念的影響。正如《經(jīng)典與解釋的張力》一書所說：
經(jīng)典是時空的產(chǎn)物，是在時間和空間中被反復(fù)考驗、被反復(fù)選擇和確認的產(chǎn)物。（劉小楓、陳少明主編，三聯(lián)書店，2003年10月第1版）
中國古代文人根據(jù)現(xiàn)實塑造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屈原形象，或者贊揚或者批評，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理解，不辨真假，我們只能去觀察其后的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