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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基礎理論研究推進政治學的發(fā)展
中國的政治學經過近十幾年的發(fā)展,到今天已經達到相當的水平。其中的原因是很多的,但社會的進步發(fā)展不斷對政治學提出新的要求是最重要的原因。這也說明一個學科只有滿足社會的需要才有生命力。但同時應該指出的是,當中國的改革日益向縱深推進,并不時地遇到很多新的難題時,政治學的發(fā)展似乎滯后于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它對現實社會缺乏足夠的解釋力。從宏觀上來審視,當代中國政治發(fā)展面臨的挑戰(zhàn)來自很多方面,既有國際社會對中國構成的壓力,也有我們國家在發(fā)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和嚴峻的形勢。無論是外部的還是內部的挑戰(zhàn),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學發(fā)展所面臨的挑戰(zhàn),而且從根本上說,政治學發(fā)展的困境是由作為一門學科的政治學自身所造成的。這要求我們在完善和發(fā)展政治學理論方面不能再落后于國際社會和國內現實的發(fā)展需要了。

    一、中國政治發(fā)展面臨的挑戰(zhàn)實質上是政治學說的挑戰(zhàn)

說中國政治發(fā)展面臨的挑戰(zhàn)就是政治學說的挑戰(zhàn),包含著兩層含義。首先,政治學理論落后于現實發(fā)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釋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系列問題;其次,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持續(xù)推進,中國與國際社會之間的聯(lián)系日益密切,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受到國際因素的制約日益明顯,然而,國內的政治學不能很好地解釋這兩者之間的互動和矛盾,其實質則恰恰是我們的理論遠遠落后于國際社會的政治學發(fā)展。那么,當今我們的政治學理論的困境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釋力。當代中國的政治學理論,無論從體系和內容上,還是從它對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意義上講,都還稱不上是一門較為成熟的學科。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現有的政治學理論對現實的社會運動缺乏足夠的解釋力。

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首先來源于理論與現實的結合,也就是說理論研究不能脫離政治現實這個客觀的“事實”。在當代社會,不能對社會的進步發(fā)展作出應有貢獻的學科,都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對政治學理論而言,注重對政治現實的客觀規(guī)律的科學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這一前提下,我們才能探索并創(chuàng)造出一種符合社會需要、與中國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相適應的政治理論來。然而,當今中國的政治學理論之所以對現實缺乏應有的解釋力,正是由于我們脫離了具體的政治現實,從而構筑的政治理論不能適應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

這種理論脫離實際的一個方面的表現是以西方的政治學理論來裁剪中國的現實。自政治學研究恢復以來,中國的政治學開創(chuàng)者們首先是從介紹和引進西方的政治學體系來建構自己的政治學理論體系的。由于理論體系和理論觀點的移植存在著一個歷史文化土壤的問題,建立在西方傳統(tǒng)文化基礎上的現代政治學理論體系,在解釋歷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國社會的政治現象時,其科學性和解釋力是令人懷疑的。不過,這種現象在政治學的初創(chuàng)時期是難以避免的。然而,經過十幾年的發(fā)展,我們的政治學理論至今尚停留在恢復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斷出現的西方新的政治學理論流派和理論觀點來簡單地比附中國變化中的現實,甚至以此來衡量我們是否達到了種種所謂的標準。比如所謂的新權威主義、市民社會、世俗化理論等等,根據這些理論觀點作出的有關分析實際上不是對“中國社會”而是對“西方社會”的分析,因為像市民社會、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義上的問題在中國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與西方社會看起來相似的問題,我們的理論并沒有作出與中國的實際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學理論研究中的這一現象在經濟學等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中同樣存在,反映了我們理論研究的一種普遍現象。

政治學理論研究中理論脫離實際的另一個主要表現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一做法與上述做法一樣削弱了它對社會和政治現實的解釋力。中國政治學的恢復、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始終是與研究者們整理和梳理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聯(lián)系在一起的,盡管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創(chuàng)見的成分。然而,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基本原理來系統(tǒng)地、具體地分析中國社會政治的研究,則還沒有出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的研究還停留在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述的階段上,致使我們的政治實踐經常出現一些看似馬克思主義的,實則非馬克思主義的現象,給我們的現代化進程帶來了不利的影響。比如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政治上層建筑”和“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兩個基本的理論命題及其關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經濟發(fā)展的重要性的同時卻始終樹立不起科學的政治大局觀,其原因就在這里。政治學的理論與現實相脫離的這兩個具體表現,阻礙了我們對現實中的敏感問題進行科學的研究,政治發(fā)展的一系列問題,比如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創(chuàng)新問題、發(fā)展過程中的基本正義問題、產權變革過程中的經濟發(fā)展與政治發(fā)展之間的關系問題等等,我們的政治學理論還沒能作出科學的研究和回答,而現有的政治理論在這些方面顯然是缺乏解釋力的。

2.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不能結合。缺乏解釋力的再一個突出表現就是,政治學理論中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不能在理論上很好地統(tǒng)一起來,致使政治學理論研究即使結合著現實政治也只能游離于真正的現實之外。

在政治理論中,對于政治現實的事實判斷和依據政治事實對人的意義作出價值判斷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來就是事實和價值的統(tǒng)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為主義政治學那樣的“價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論還必須同時實現這兩種不同的判斷的統(tǒng)一和結合。盡管政治事實作為一種客觀的現實具有可解釋、可預測、可檢驗性等特點,而價值判斷則缺乏可資檢驗的公共準則,但是,如果不對政治事實的價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論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實而不是政治事實。在我國當今的政治學理論中,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并沒有實現很好的結合。理論研究并沒有從政治“是什么”的事實判斷中推演出現實政治“應該如何”的價值判斷來。一方面,政治學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現象和政治事實“是什么”的問題,而且即使是這種描述也不是很客觀和科學的,但對于政治價值和利益,則沒有形成獨立的判斷,這樣,政治學沒能提出有益于社會和政治發(fā)展的真知灼見;另一方面,政治學在對政治事實進行價值判斷的時候,面對變化中的利益和價值的糾紛不能形成新的機制準則,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價值,從而割裂了政治價值的歷史性和時代性的統(tǒng)一。上述兩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學所回避的敏感的現實問題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來。

事實和價值在政治理論中不能有機地統(tǒng)一起來,是與現當代政治學的方法論更新和發(fā)展聯(lián)系在一起的,實際上也是方法論上的悖論。這種割裂或悖論,在西方政治學說史上早已出現了,而且直到現在,從傳統(tǒng)的方法論到行為主義方法論和后行為主義方法論的發(fā)展,都沒法克服這種悖論。由于我們的政治學理論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學之后塵”的,因此在介紹、引進西方的政治學理論從而構筑自己的政治學理論體系時,的確也很難克服這一悖論。問題是要使我們的政治理論具有解釋力,具有為現實的政治服務的功能,在介紹和引進西方政治學理論體系及其方法論的時候就應該注意避免“引進”這種悖論,這一點我們是有意無意地忽視了。

3.概念不清!罢巍边@一政治學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實現政治學理論中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相統(tǒng)一的前提。雖然一說起政治,似乎每個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東西,而要給它下一個能得到公認的確切定義,卻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自亞里士多德以來,政治學對政治“是什么”的問題一直沒有能夠形成共識,這使政治學理論中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不能很好地結合起來,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學形成為一門科學。在當代中國,我們對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澤東指出政治是統(tǒng)帥、是靈魂,而改革開放以來很多人卻相信經濟是統(tǒng)帥,政治只是一張“空頭支票”,而政治學界對政治概念的探討也是淺嘗輒止。

在這里,限于篇幅,我們沒有必要對幾千年來眾說紛紜的政治含義進行系統(tǒng)的分析,我們想說明,如果對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個相對一致的定義,不單政治學理論體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學作為一門基礎性和實踐性的學科,它也不能對社會的現實和變化作出有說服力的解釋。我們認為,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的基本方法論出發(fā),政治的含義一般可以從狹義和廣義兩個層面加以理解。狹義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動自身的特點和方式而言的,這類政治定義均指出政治是與經濟活動、文化活動、家庭和社會活動等不同的一種獨特的人類社會現象。雖然自古以來人們對政治的理解不盡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與公共的權力、權威、控制、統(tǒng)治聯(lián)系在一起,從而使政治與其他社會現象區(qū)別開來。與狹義的政治概念不同,廣義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與各種社會現象相聯(lián)系的,涵蓋經濟、社會、軍事、科技等一切事務而且又高于這些事務的事物,是統(tǒng)率全局的東西。這與亞里士多德認為政治學是最高學術頗有神似之處,只是亞氏是就學問的問題而言,而狹義政治觀與廣義政治觀的區(qū)分主要是就社會現實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學說史上,眾多的政治觀如總體政治說、關系政治說、功能政治說、管理政治說、經濟政治說、道德政治說等基本屬于廣義的政治概念。就廣義的政治而言,它就不僅僅是甚至主要不是獲得權力、分享權力、支配權力和使用權力的問題,而是有著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內容。

馬克思主義既從狹義上、也從廣義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狹義而言,馬克思主義指出政治就是階級斗爭,政治的核心是國家政權;就廣義而言,馬克思主義又認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是統(tǒng)帥、靈魂和大局。例如,列寧曾提出“經濟方面的政治”、“國家建設的政治”等等,以區(qū)別于“階級斗爭”的政治,很明顯,前者是廣義政治,后者是狹義政治。從本質上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觀總的來說主要是一種廣義的政治觀,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觀與西方學者政治觀的一個重要差別。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是從政治與經濟、社會、文化等聯(lián)系的角度來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學者那樣把政治看作是一種孤立現象。馬克思主義對政治的論述作為一般的政治定義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著特殊內容的豐富性的普遍。就政治與經濟而言,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與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與社會結構而言,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分化是一個基本的政治現象,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而任何政治斗爭也是階級斗爭;就政治與軍事而言,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有時要訴諸戰(zhàn)爭或暴力的手段,戰(zhàn)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xù);就政治與文化而言,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時代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個政治問題;就政治與科技而言,馬克思主義認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它必須與政治上層建筑發(fā)生聯(lián)系?傊,政治一經誕生,就位于社會生活的核心,聯(lián)系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從廣義上說,政治是一個社會大系統(tǒng),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納入政治的領域。正因為如此,政治才是統(tǒng)帥、是大局。

盡管狹義的政治與廣義的政治對于把握政治的內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對而言,在社會主義時期,廣義的政治觀具有更重要的價值。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都十分善于從廣義上把握政治的內容。鄧小平同志所以是一個杰出的戰(zhàn)略家和政治家,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正是由于他從來不是僅僅從狹義的政治看政治,從單純的經濟看經濟,而是首先從政治的高度看經濟問題,從經濟的角度看政治問題,因此才能得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當前中國最大的政治的結論。

對政治的概念作出恰當的界定,還需要以政治的內涵為線索,找出政治現象的范圍,并對這些范圍加以研究,我們可以把政治的這一領域稱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構成了政治上層建筑的全部內容,包含十分廣泛而又多樣的領域,它包括政治體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決策四個基本層面。這四個層面的外延構成了政治的豐富體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實踐中具體的政治運作過程,如果不是從這四個基本的層面把政治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來審視,或者僅僅從這四個層面的某一個層面來審視,那么政治的理論和現實都將有可能誤入歧途。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發(fā)展乃至整個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出現的很多理論和實踐問題,都與“政治”這一概念是什么沒有搞清楚有關,在這一點上,政治學理論應該承擔起主要的責任。

      二、當代中國政治學發(fā)展的機遇

盡管政治學的發(fā)展存在著很大的困境,但與此同時,政治學的發(fā)展也有著很多的機遇,也許,挑戰(zhàn)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學可得以發(fā)展的一個條件。

理論變革往往是社會變革的先導,但客觀上需要把社會變革及其實踐上升為一種系統(tǒng)的理論體系時,社會變革就成為理論變革的推動力,這種推動力就是理論發(fā)展的機遇。就政治學理論而言,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政治學的恢復發(fā)展過程看,我們發(fā)現,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會、政治、經濟變革之前或之際,都必然發(fā)生某種重大的理論爭論。比如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經濟體制改革時期關于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的爭論、“十三大”之前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論的發(fā)展,既適應社會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時也受到當時政治環(huán)境的制約。這樣,迄今為止的政治理論的局限性是很明顯的,例如政治理論的發(fā)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缺乏整體協(xié)調,使政治學理論不成體系;同時,由于方法論的問題以及政治環(huán)境的制約和影響,政治學理論很難對政治現實作出真正科學的分析。

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為政治學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機遇和條件,同時也給政治學提出了新的要求。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發(fā)展的問題,而且還是個政治發(fā)展的問題。它要求社會能夠協(xié)調發(fā)展,也要求政治學從整體上有一個系統(tǒng)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論的研究不應該僅僅局限于分析政治對市場經濟建設的作用這一點上,而應該從更加寬廣的范圍來研究政治發(fā)展與經濟發(fā)展之間的關系。

1.從現實政治的層面看,對于政治概念的闡明就更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毋庸諱言,我們對于政治的理論研究總的來說未能趕上時代賦予它的要求,現實政治總是走在理論研究的前面,而理論研究常常落在時代發(fā)展的后面。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過程中,我們在社會政治領域出現了很多新問題、新變化、新趨向,這就賦予政治以鮮活的內容和意義,同時也等待政治學作出回答和探討。比如,為什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仍要強調講政治?為什么經濟發(fā)展了,腐敗現象也增多了,這是不是一個必然現象?為什么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常常出現“一手硬,一手軟”的狀況,這與政治問題有什么關系?為什么我們在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時,還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通過深入的研究來回答,而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內涵和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實的問題對于政治研究既是一個挑戰(zhàn),又是一個機遇。如果政治學能回答這些問題,它就能夠獲得生機和發(fā)展。如果我們不能回答偉大的時代和活生生的現實所提出的問題,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舊,那么政治學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2.當代社會的發(fā)展是一個政治與經濟交互作用的過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與經濟割裂開來,也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由于政治與經濟呈現出一種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使兩者水乳交融,雖然從學理上可以把政治與經濟作出區(qū)分并分別加以論述,但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政治與經濟往往是難解難分的。無論你承認不承認、看到沒看到政治與經濟的交互作用,事實上是政治離不開經濟,經濟也離不開政治;政治之中有經濟,經濟之中也有政治。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經濟工作和經濟領域就更加包含著政治問題,因為我們的現代化事業(yè)和經濟建設本身就具有社會主義的政治性質。例如,怎樣發(fā)展經濟,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還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依靠誰來發(fā)展經濟?工人階級還是不是國有企業(yè)的主人?近些年來,國有資產流失驚人,如何有效地防止這種情況的發(fā)生?這些問題,既是經濟問題,同時也是政治問題。反過來說,政治或政府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經濟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擔和進行的稅收、能源保護、交通運輸、社會保障、公共設施建設、經濟的寵觀調控和經濟體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與經濟割裂開來,以為經濟問題就是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就是政治問題,這些是純粹的經濟事務,那些是單純的政治事務,就不僅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觀,而且可以說連一般的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常識都沒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確分析和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

3.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東西,而是以一定的經濟條件為基礎,具有特定的經濟內容。經濟問題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轉化為政治問題。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原理對于分析當代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例如,通貨膨脹、貧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來只是經濟問題,但如果發(fā)展到較為嚴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了,而會變成政治問題。這一點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必須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樣,經濟成分的變化、私有經濟的發(fā)展,作為一種經濟現象,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領域中來。當然,“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雖說明了政治的經濟根源,但并不意味著隨便什么經濟問題都具有政治的含義。一般的經濟問題通常并不構成政治問題,甚至圍繞經濟問題所展開的某些利益沖突也不一定屬于政治的范疇。政治理論必須研究,在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樣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應該如何發(fā)揮政治的統(tǒng)帥作用。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同樣也可以用來觀察國際政治現象。例如,當今世界南北之間的矛盾已經十分尖銳,無論是北半球的人來到南半球,還是南半球的人跨入北半球,都會感到強烈的反差,而這一問題也根源于世界經濟之中。一個冷酷的事實是:占人口24%的發(fā)達國家竟占整個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80%,而占人口76%的發(fā)展中國家只占20%;低收入的不發(fā)達國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6%,國民生產總值卻只占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4%。70年代初以來,跨國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了發(fā)展中國家的75~90%的礦產品和金屬資源、30~40%的農業(yè)原料和40%的食品出口。當前,南北之間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更加擴大。中國作為發(fā)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不斷擴大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社會與外部世界之間的聯(lián)系更加密切,兩者之間的互動作用更加突出,這就要求我們的政治理論認真研究如何在變化著的國際大環(huán)境和大背景下實現和維護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這幾個方面只是說明,我們的政治學理論研究和發(fā)展是有著廣闊的前景的,如果我們不能抓住機遇來發(fā)展和完善政治學理論體系,它就擺脫不了自身的困境,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關鍵字:文學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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