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大同小康”
2016-04-17 09:32:15 安裝信息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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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禮運(yùn)》開篇便寫道：
昔者仲尼與于蠟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cè)曰：“君
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
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dú)親其親，不獨(dú)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矜寡孤獨(dú)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
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
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jì)，以
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弟兄，以和夫婦，以設(shè)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
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jǐn)于禮者
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
殃，是為小康。
這400多字的一段話，便是古往今來被人們稱頌不已的“大同小康”之論。
《禮運(yùn)》篇的作者明確地把“大同小康”之論的發(fā)明權(quán)和著作權(quán)歸之于千百年來無出其右的大思
想家孔老夫子名下，并言之鑿鑿地說這是孔老夫子在“與于蠟賓” 事畢，對他的得意門生子游
（姓言名偃）發(fā)表的一番宏論。對于《禮運(yùn)》作者的這一說法，古往今來經(jīng)歷了一個始信終疑的
曲折過程，且迄今仍在爭執(zhí)，靡有定論。“大同小康”之論的作者問題似乎成了一樁難以了斷的
公案。筆者認(rèn)為，鑒于孔子在中國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鑒于“大同小康”之論在歷史上的巨大
影響，盡快辨明孔子與“大同小康”之論的關(guān)系，有著非凡的學(xué)術(shù)意義�；诖耍P者不揣淺
陋，試就此略陳管見。
一
為有助于問題的展開，我們不妨先把歷史上圍繞孔子與“大同小康”之論關(guān)系的紛爭作一番大致
的回顧。
根據(jù)筆者手頭掌握的資料，自《禮運(yùn)》成篇以后，直到有唐一代，人們對“大同小康”之論出自
孔子之口不曾提出過懷疑，也就是說，人們是接受了孔子是“大同小康”之論的發(fā)明者的說法
的。但是到了宋代，形勢突變，有數(shù)位重量級學(xué)者先后提出質(zhì)疑，認(rèn)為《禮運(yùn)》所記非孔子語。
如北宋時期曾被神宗皇帝召為兩朝國史編修官的李清臣指出：
《禮運(yùn)》雖有夫子之言，然其冠篇言大道與三代之治，其語尤雜而不倫。[1]
南宋時期與朱熹、張栻并稱“東南三賢”的著名學(xué)者呂祖謙，在與朱熹的一次通信中寫道：
蠟賓之嘆，自昔前輩疑之，以為非孔子語。[2]
有宋一代首屈一指的大儒、理學(xué)巨擘朱熹說得更為肯定：
《禮運(yùn)》不是圣人書。胡明仲云：“《禮運(yùn)》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庇嬜佑我嗖恢寥�
此之淺。[3]
南宋末年著名學(xué)者黃震也懷疑“大同小康”之論是孔子語，說道：
篇首匠意，微似老子。[4]
通觀以上四位學(xué)者的意見，無論是直接否定，如呂祖謙、朱熹，還是間接否定，如李清臣、黃
震，他們都是從“大同小康”之論本身發(fā)現(xiàn)了其與孔子思想的差異，并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結(jié)論。
時至元代，“大同小康”之論非關(guān)孔子的說法似乎占據(jù)了壓倒性的優(yōu)勢，學(xué)者們的觀點(diǎn)更鮮明，
意見更直白，這從《云莊禮記集說》一書中可以非常直觀地看出來。如書中引石梁王氏的話說：
以五帝之世為大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小康，有老氏意�！^孔子曰，
記者為之辭也。[5]
《云莊禮記集說》一書的作者陳澔更是斬釘截鐵地指出：
大同小康之說，則非夫子之言也。[6]
而同一時期與此相對立的觀點(diǎn)卻難以見到。這顯然說明，“大同小康”之論非關(guān)孔子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
時學(xué)者們的共識。明清兩朝，特別是清代考據(jù)之風(fēng)盛行的乾嘉時期，竟也不聞對此一觀點(diǎn)的反詰
之聲，可見，“大同小康”之論非關(guān)孔子的觀點(diǎn)獲得了廣泛的認(rèn)可，甚至可以說，其在當(dāng)時已堪
稱定論。不過，主張“大同小康”之論非關(guān)孔子的歷代學(xué)者都不曾圍繞自己的觀點(diǎn)展開有理有據(jù)
和具體細(xì)致的論述，這就為后來的紛爭再起留下了隱患。
歷史進(jìn)入19世紀(jì)末，康有為基于其托古改制的政治需要，置前代學(xué)者們的定論于不顧，不加解釋
地重申《禮運(yùn)》篇的舊說，“單獨(dú)目孔子為大同學(xué)說的創(chuàng)造者” [7] ，從而拉開了關(guān)于孔子與
“大同小康”之論兩者關(guān)系的學(xué)術(shù)爭論的序幕。
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圍繞“大同小康”之論是否出于孔子之口的問題，尖銳對立的兩派展開了激
烈的正面交鋒。兩派中，錢穆、梁漱溟、吳虞等持否定的看法，綜合起來說，他們據(jù)以否定的最
主要的理由是:“大同小康”之論系承“昔者仲尼與于蠟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
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cè)，曰:‘君子何嘆？’”云云而來,而據(jù)東漢鄭玄《禮記注》:“蠟
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比龂趺C《孔
子家語》確指“仕魯”為“為魯司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謂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
清代崔述考證說：孔子52歲,為司寇[8],此時子游年僅7歲；孔子55歲去魯,子游不過10歲。綜合上
述幾點(diǎn),孔子難以與童稚之年的子游講論“大同小康”之義。另一派則以呂思勉、郭沫若等為代
表，持肯定的看法。郭沫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一文中明確指出：“《禮記·禮運(yùn)》一篇，毫
無疑問，便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經(jīng)典。那是孔子與子游的對話�！贬槍Ψ穸ㄅ傻姆穸ɡ碛�，郭沫
若反駁說:“這樣的推斷是大有問題的�！都艺Z》偽書，本不足據(jù)，為魯司寇時之推測雖亦本于
《禮運(yùn)注》‘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而來,此亦鄭康成一時疏忽之語，同一不足為據(jù)。蠟?zāi)藲q終
報田大祭，一國之人皆得參與�！峨s記》: ‘子貢觀于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
狂’。此可見孔子與于蠟非必一定要在‘仕魯'或‘為魯司寇’時才有資格�？鬃油砟攴掉�,與魯
國君臣上下之關(guān)系在師賓之間�？鬃铀罆r，魯哀公賜誄，竟大呼‘旻天不吊,不憗遺一老’,敬之
實(shí)深，‘與于蠟賓’的資格，當(dāng)然是有的。那么在孔子晚年要同門弟子談?wù)劥笸】档墓适?是沒
有什么不可能的了�！盵9]
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這場爭論雖然沒有分出勝負(fù)，但卻在用證據(jù)說話這一點(diǎn)上向前邁出了一大
步，這就為問題的最終解決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不僅如此，主張“大同小康”之論非關(guān)孔子一派
關(guān)于孔子“仕魯”期間不可能向子游講論“大同小康”之義的無可辯駁、無可置疑的考證結(jié)果，
已經(jīng)使自己的論敵不得不將其防線后撤，而把孔子向子游講論“大同小康”之義的時間，壓縮到
了孔子周游列國回到魯國后的短短數(shù)年之間。
20世紀(jì)60年代，古棣（即關(guān)鋒）、任蜎亦就“大同小康”之論是否出自孔子之口進(jìn)行過論辯。古
棣認(rèn)為:“把《禮運(yùn)》或《禮運(yùn)》關(guān)于‘大同之世’的一段，系在孔子的名下，這是沒有根據(jù)的。
自班固以來，就認(rèn)為《禮記》是‘七十子后學(xué)所記’(見《漢書·藝文志》)。”[10]任蜎則認(rèn)
為：“《禮運(yùn)》篇為孔子七十子后學(xué)所記，篇中所記孔子之言，是可信的�！薄肮砰ν疽昧�
班固的話，認(rèn)為《禮記》是‘七十子后學(xué)所記’,……既然說是‘所記’而不是‘所撰’,那末七
十子是孔子的學(xué)生，學(xué)生記先生或先生的先生的話，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 任蜎斷言:“《禮
記》一篇,記錄的是孔子晚年回到魯國時跟子游的對話�！盵11]
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圍繞“大同小康”之論是否出于孔子之口的問題未再發(fā)生直接的論爭，但是
肯定性的意見不時見諸一些學(xué)者的著作當(dāng)中，如唐子恒、路德彬?qū)懙溃骸按笸笔恰翱鬃铀枷塍w
系中根據(jù)原始社會的傳說而構(gòu)想出的一種理想的太平盛世。與‘小康’相對” 。[12]謝祥皓也
說：“《禮運(yùn)》篇曾敘述了孔子與言偃的一段談話，其中提出了一個為歷代哲人所向往的理想社
會�！盵13]
郭沫若、任蜎都把孔子向子游講論“大同小康”之義確指為孔子周游列國歸魯后的晚年時代發(fā)生
的事，而對此說，似乎尚未有人著文加以辯駁，這或許也是近幾年來不斷有學(xué)者在其著作中認(rèn)同
“大同小康”之論出于孔子之口的一個重要原因。筆者雖然才疏學(xué)淺，但仍愿意盡上綿薄之力，
為證明郭沫若、任蜎的觀點(diǎn)不能成立拋磚引玉。
二
前已述及，郭沫若把孔子向子游講論“大同小康”之義確指為“孔子晚年返魯”后的事，其最主
要的理由便是“蠟?zāi)藲q終報田大祭，一國之人皆得參與”，“孔子晚年返魯,與魯國君臣上下之關(guān)
系在師賓之間�！c于蠟賓’的資格，當(dāng)然是有的”。我們不妨先來討論“與于蠟賓”的問
題。
所謂“與于蠟賓”，從字面上講就是參與蠟祭并擔(dān)任蠟祭的助祭人。根據(jù)《禮記·郊特牲》的記
載，可知蠟祭早在堯帝時便已開始，于每年的十二月舉辦，具體是合祭百神。蠟祭是古代從天子
到各諸侯國，無論收成好壞，都要鄭重舉行的一個重大祭禮。正因?yàn)槭且粋�重大祭禮，所以它對
助祭人的身份必有嚴(yán)格的限定，普通百姓是肯定與之無緣的，孔子周游列國14年而無一次受邀擔(dān)
任蠟祭的助祭人便足以證明�！抖Y記·雜記下》有“子貢觀于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
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的記載，郭沫若據(jù)此而斷定蠟祭“一國之人皆得參
與”，這不免有偷換概念之嫌——他把“觀于蠟”等同于了“與于蠟賓”，把“一國之人皆若
狂”等同于了“一國之人皆得參與”。其實(shí)，“觀于蠟”并不等于“與于蠟賓”，就好比觀看剪
彩并不等于作為貴賓參與剪彩一樣，它們是性質(zhì)根本不同的兩回事；再者,“一國之人皆若狂”也
并不意味著全都城的人都是蠟祭的參與者,而且根據(jù)“狂”這個字,亦可斷定“一國之人”皆屬旁
觀者，因?yàn)榍f重的合祭百神的蠟祭典禮上是不可能允許參與者“狂”的，只有旁觀者才可以無拘
無束地放縱自己的身心。我們認(rèn)為,既然《禮記·禮運(yùn)》明言“仲尼與于蠟賓”，那么“蠟賓”的
身份規(guī)定在當(dāng)時便肯定是明確的,鄭玄生活在東漢，去春秋戰(zhàn)國之際不過數(shù)百年，他應(yīng)該是明白這
種身份規(guī)定的，所以他在《禮記注》中所言“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絕非“一時疏忽之語”而
肯定有事實(shí)或文獻(xiàn)依據(jù)；也正因?yàn)猷嵭淖⒔庥惺聦?shí)或文獻(xiàn)依據(jù)，所以三國王肅才會將“仕魯”
確指為“為魯司寇”,唐代孔穎達(dá)才會在《禮記正義》中進(jìn)一步明確說：“云‘時孔子仕魯，在助
祭之中’者，以其與蠟祭，故知仕魯也。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為榮，故雖臣亦稱賓
也�！焙茈y想象，在東漢領(lǐng)一時之風(fēng)騷的經(jīng)學(xué)大師鄭玄會在祭禮的常識性問題上出現(xiàn)如郭沫若所
說的那般“疏忽”,而在三國、唐代經(jīng)學(xué)領(lǐng)域同樣具有領(lǐng)袖地位的王肅、孔穎達(dá)會對鄭玄的“疏
忽”失察而以訛傳訛。一言以蔽之,郭沫若關(guān)于“與于蠟賓”的解釋及基于這種解釋作出的推斷是
不成立的，孔子向子游講論“大同小康”之義只能解釋為“是依托孔子表達(dá)出來的”[14]，是一
種杜撰。
以上分析說明，孔子在周游列國歸魯后是不具備“與于蠟賓”的資格的，所謂蠟祭事畢向子游講
論“大同小康”之義純屬向壁虛構(gòu)。這里我們再退一步，姑且不論孔子是否有“與于蠟賓”的身
份，只就孔子晚年是否有可能參與蠟祭典禮加以考辨。
《左傳·哀公十一年》曰：“冬,……魯人以幣召之，乃歸�！薄妒酚洝た鬃邮兰摇分^:“孔子之
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集解引鄭玄曰: “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笔悄昕鬃�68歲�！犊鬃�
世家》又謂:“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辈齑�，孔子晚年返魯可以參與蠟祭
的年份不過乎自哀公十一年至哀公十五年，凡五度。蠟祭于每年的十二月舉行，因此我們只需考
證孔子這五年冬天的情況。
先看哀公十一年。據(jù)前引《左傳》、《史記》已知，孔子于是年冬返魯。那么他是否參與了當(dāng)年
的蠟祭呢?沒有。這從子貢觀蠟之事中可以取得佐證。子貢觀蠟事已見前引郭沫若《十批判書》。
李啟謙考證說：“在孔子周游列國前，沒有子貢活動的任何資料�？鬃又苡螘r(定公十三年，前
497年)首先到衛(wèi)國，可能就在這時拜孔子為師的。”[15]這就排除了子貢在孔子周游列國之前觀
蠟的可能性。關(guān)于孔子返魯直至去世這一階段子貢的行蹤，李啟謙的考證表明，子貢只有哀公十
一年和十五年在魯，而哀公十五年,《左傳》記載說：“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即子
貢——引者注)為介，見公孫成�！边@顯然意味著子貢是年不可能觀蠟。既然子貢不可能在哀公十
五年觀蠟,那么哀公十一年觀蠟也就順理成章了；既然子貢在哀公十一年觀蠟，孔子又問他觀感如
何，那么孔子沒有參與這年的蠟祭便自不待言。
再看哀公十二年�！妒酚洝た鬃邮兰摇吩�:“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薄犊�
子家語·本姓解》曰:“(孔子)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據(jù)此，孔鯉當(dāng)死于哀
公十二年。鑒于魯哀公曾以幣招孔鯉做官，孔鯉稱疾不行，可知孔鯉身體不是很好，故而以死于
秋冬季的可能性為大。《左傳·哀公十二年》曰:“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此正說明
是年冬天氣反常。《孔子文化大典》所附“孔子生平系年”正是將孔鯉的死亡時間確定在哀公十
二年冬。老來喪子，孔子的心緒肯定不佳，故哀公十二年的蠟祭他也不可能參與。
再看哀公十四年�！妒酚洝た鬃邮兰摇酚涊d說:“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
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 ‘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 ’顏
淵死，孔子曰: ‘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 ‘吾道窮矣!’喟然嘆曰: ‘莫知我夫!’ ……子
曰: ‘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后世哉? ’乃因史記作
《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薄盀椤洞呵铩�,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
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 ‘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庇�
這段引文可以得知，孔子在哀公十四年春，先是遭受了最喜愛的弟子顏回早死的沉重打擊，接著
受到西狩獲麟的觸動，內(nèi)心已有“此生已矣”的預(yù)感。在日薄西山的暮年，他“病沒世而名不
稱”，于是作《春秋》�？鬃影炎鳌洞呵铩房醋饕豁�(xiàng)偉大的使命，他不會讓庸常的禮儀性活動沖
擊《春秋》一書的寫作的，更何況，哀公十四年夏，當(dāng)齊國陳恒弒君的消息傳來，孔子鄭重地齋
戒沐浴了三天，然后向哀公懇請伐齊，哀公讓他“告季孫”，孔子抑制著內(nèi)心的屈辱，又向季孫
請求出兵，結(jié)果遭到拒絕，此事在《左傳》和《論語·憲問》中都有記載，孔子當(dāng)時的沮喪和悲
憤是可以想見的，由此也導(dǎo)致了他和魯國執(zhí)政者關(guān)系的冷淡和僵化，此后史籍中再無孔子答復(fù)季
孫等問政的記述便是明證�？鬃訛榱恕洞呵铩返膶懽饕咽窍r如金，再加上與當(dāng)政者的關(guān)系已然
冷淡和僵化，那么哀公十四年孔子不可能受到參與蠟祭的邀請，即使受到他也不會參與蠟祭的。
再看哀公十五年�！蹲髠鳌�、《史記》記載說:哀公十五年冬，衛(wèi)國蒯聵與孔悝作亂，襲攻衛(wèi)出
公�？鬃拥茏幼勇窌r為孔悝之邑宰，聞亂即挺身而出，不幸死難�？鬃勇犝f了子路的死訊，曰:
“噫!天祝予! ”得意門生橫遭人禍,孔子的悲傷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他是不可能去參加蠟祭
活動的。所以，哀公十五年孔子參與蠟祭的可能性亦可以排除。
最后,我們再來看哀公十三年。由于史料的缺乏，我們無法考辨清楚是年孔子是否參與蠟祭，但
是，《禮記》說孔子向子游講論“大同小康”之義，那么我們可以通過考察子游的生平，間接確
證孔子參與蠟祭的是與非。據(jù)李啟謙考證，子游“可能在孔子周游列國的晚期拜師的,……子游最
早是在孔子六十九歲(魯哀公十二年)時，才可能當(dāng)‘武城宰’”[16]。而子羔則“在孔子去世前
后，他又‘仕為武城宰’”[17]。再揣摩《論語·陽貨》“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和《論語·
雍也》“子游為武城宰。子曰: ‘女得人焉耳乎?’曰: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
至于偃之室也。”的記載，參之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
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yè)，退而修行”，“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shè)取予去就，名施乎
諸侯�？鬃勇勚�，曰: ‘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說法，則哀公十三
年子游任武城宰無可置疑。既然是年子游在武城宰任上，那么他陪侍孔子參與蠟祭也就無從談起
了。
三
也許還會有學(xué)者提出這樣的觀點(diǎn)：或許《禮運(yùn)》篇關(guān)于孔子向子游講論“大同小康”之義的場景
描述存在著謬誤，但是孔子講論“大同小康”之義本身——不管是向子游還是向其他弟子——總
還是可能的。這里便牽涉到對孔子思想的基本特征與“大同小康”之義的思想傾向如何認(rèn)識的問
題。
眾所周知，孔子是儒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有著積極進(jìn)取的人生態(tài)度和變革現(xiàn)實(shí)的政治抱負(fù)。在禮崩樂壞
的春秋晚期，孔子矢志追求的是建立文、武、成王、周公時代的那種社會政治秩序，他曾一再宣
稱：“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盵18]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19] 他不
能容忍“今之從政者”對維系社會安定的禮制的破壞，當(dāng)聽說魯國的仲孫、叔孫、季孫三家祭祖
時僭用天子之禮、唱起了《雍》詩，孔子憤怒地說：“‘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
堂?”[20]季氏僭用天子的八佾之舞，孔子又憤怒地說：“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21]季氏冒用天子諸侯之禮去祭祀泰山，孔子讓子有制止不得，不禁仰天長嘆：“嗚呼!曾
謂泰山不如林放乎!”[22]晉國鑄刑鼎，孔子以其將會造成“貴賤無序”的混亂局面而極力反對
[23]；季氏要實(shí)行田賦，通過子有征詢孔子的意見，孔子說：“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
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訪焉?”[24]凡此種種，充分說明
了孔子對禮制的重視和維護(hù)。孔子認(rèn)為文、武、成王、周公的時代是有道之世，他說：“天下有
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煜掠械�，則政不在大夫。天
下有道，則庶人不議。”[25]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6]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社會角色行
為模式�！按笸】怠敝摰乃枷雰A向又是如何呢？從其字里行間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它對
大同之世極盡贊美，充溢著向往之情，而對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代表的小康之世卻
多有貶抑，認(rèn)為“禮義以為紀(jì)，以正君臣，以篤父子”等等是權(quán)謀和兵爭的根源，從根本上排斥
和否定禮義道德，這也正是宋元學(xué)者認(rèn)為“大同小康”之論“雜而不倫”、“有老氏意”的依據(jù)
所在。孔子向往文、武、成王、周公之治，“大同小康”之論則認(rèn)為文、武、成王、周公的時代
是“大道”淪喪的社會，彼此之間截然對立，而前說出于孔子之口無可置疑，那么“大同小康”
之論非關(guān)孔子，不也就是理之必然了嗎？
綜上所述，“與于蠟賓”只應(yīng)當(dāng)發(fā)生在孔子仕魯期間，而孔子仕魯期間，子游尚不足十歲，
孔子不可能向他講論“大同小康”之義，此其一；其二，即使如郭沫若所理解的那樣，“與于蠟
賓”不必具備“仕魯”的資格，那么,考察孔子周游列國回到魯國直至去世的五年的經(jīng)歷，他亦無
攜子游參與蠟祭的可能，“仲尼與于蠟賓”只能是后人的偽托,孔子向子游講論“大同小康”之義
純屬子虛烏有；其三，“大同小康”之論的思想傾向與孔子的政治追求兩者之間存在著不可調(diào)和
的矛盾和尖銳的對立，它不可能出自孔子之口。
注釋
[1] 見《圣宋文選》。
[2] 呂祖謙：《與朱元晦書》。
[3] 《朱子語類》卷八十七。
[4] 見《黃氏日抄•讀禮記》。
[5] [6] 見《云莊禮記集說·禮運(yùn)》。
[7] 見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四冊第172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8] 見《洙泗考信錄》。
[9] 見郭沫若：《十批判書》第115頁,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0] 見《光明日報》，1961年5月24日。
[11] 見《光明日報》，1961年9月15日。
[12] 見孔范今等主編：《孔子文化大典》第155頁，中國書店1994年版。
[13] 見劉蔚華、趙宗正主編：《中國儒家學(xué)術(shù)思想史》第464頁, 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4] 見《中國大同思想資料》第1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15][16][17] 見李啟謙：《孔門弟子研究》第80、103、185頁,齊魯書社1987年版。
[18] [20][21][22]《論語•八佾》。
[19]《論語•陽貨》。
[23]《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24]《左傳•哀公十一年》。
[25]《論語•季氏》。
[26]《論語•顏淵》。
昔者仲尼與于蠟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cè)曰：“君
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
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dú)親其親，不獨(dú)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矜寡孤獨(dú)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
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
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jì)，以
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弟兄，以和夫婦，以設(shè)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
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jǐn)于禮者
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
殃，是為小康。
這400多字的一段話，便是古往今來被人們稱頌不已的“大同小康”之論。
《禮運(yùn)》篇的作者明確地把“大同小康”之論的發(fā)明權(quán)和著作權(quán)歸之于千百年來無出其右的大思
想家孔老夫子名下，并言之鑿鑿地說這是孔老夫子在“與于蠟賓” 事畢，對他的得意門生子游
（姓言名偃）發(fā)表的一番宏論。對于《禮運(yùn)》作者的這一說法，古往今來經(jīng)歷了一個始信終疑的
曲折過程，且迄今仍在爭執(zhí)，靡有定論。“大同小康”之論的作者問題似乎成了一樁難以了斷的
公案。筆者認(rèn)為，鑒于孔子在中國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鑒于“大同小康”之論在歷史上的巨大
影響，盡快辨明孔子與“大同小康”之論的關(guān)系，有著非凡的學(xué)術(shù)意義�；诖耍P者不揣淺
陋，試就此略陳管見。
一
為有助于問題的展開，我們不妨先把歷史上圍繞孔子與“大同小康”之論關(guān)系的紛爭作一番大致
的回顧。
根據(jù)筆者手頭掌握的資料，自《禮運(yùn)》成篇以后，直到有唐一代，人們對“大同小康”之論出自
孔子之口不曾提出過懷疑，也就是說，人們是接受了孔子是“大同小康”之論的發(fā)明者的說法
的。但是到了宋代，形勢突變，有數(shù)位重量級學(xué)者先后提出質(zhì)疑，認(rèn)為《禮運(yùn)》所記非孔子語。
如北宋時期曾被神宗皇帝召為兩朝國史編修官的李清臣指出：
《禮運(yùn)》雖有夫子之言，然其冠篇言大道與三代之治，其語尤雜而不倫。[1]
南宋時期與朱熹、張栻并稱“東南三賢”的著名學(xué)者呂祖謙，在與朱熹的一次通信中寫道：
蠟賓之嘆，自昔前輩疑之，以為非孔子語。[2]
有宋一代首屈一指的大儒、理學(xué)巨擘朱熹說得更為肯定：
《禮運(yùn)》不是圣人書。胡明仲云：“《禮運(yùn)》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庇嬜佑我嗖恢寥�
此之淺。[3]
南宋末年著名學(xué)者黃震也懷疑“大同小康”之論是孔子語，說道：
篇首匠意，微似老子。[4]
通觀以上四位學(xué)者的意見，無論是直接否定，如呂祖謙、朱熹，還是間接否定，如李清臣、黃
震，他們都是從“大同小康”之論本身發(fā)現(xiàn)了其與孔子思想的差異，并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結(jié)論。
時至元代，“大同小康”之論非關(guān)孔子的說法似乎占據(jù)了壓倒性的優(yōu)勢，學(xué)者們的觀點(diǎn)更鮮明，
意見更直白，這從《云莊禮記集說》一書中可以非常直觀地看出來。如書中引石梁王氏的話說：
以五帝之世為大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小康，有老氏意�！^孔子曰，
記者為之辭也。[5]
《云莊禮記集說》一書的作者陳澔更是斬釘截鐵地指出：
大同小康之說，則非夫子之言也。[6]
而同一時期與此相對立的觀點(diǎn)卻難以見到。這顯然說明，“大同小康”之論非關(guān)孔子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
時學(xué)者們的共識。明清兩朝，特別是清代考據(jù)之風(fēng)盛行的乾嘉時期，竟也不聞對此一觀點(diǎn)的反詰
之聲，可見，“大同小康”之論非關(guān)孔子的觀點(diǎn)獲得了廣泛的認(rèn)可，甚至可以說，其在當(dāng)時已堪
稱定論。不過，主張“大同小康”之論非關(guān)孔子的歷代學(xué)者都不曾圍繞自己的觀點(diǎn)展開有理有據(jù)
和具體細(xì)致的論述，這就為后來的紛爭再起留下了隱患。
歷史進(jìn)入19世紀(jì)末，康有為基于其托古改制的政治需要，置前代學(xué)者們的定論于不顧，不加解釋
地重申《禮運(yùn)》篇的舊說，“單獨(dú)目孔子為大同學(xué)說的創(chuàng)造者” [7] ，從而拉開了關(guān)于孔子與
“大同小康”之論兩者關(guān)系的學(xué)術(shù)爭論的序幕。
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圍繞“大同小康”之論是否出于孔子之口的問題，尖銳對立的兩派展開了激
烈的正面交鋒。兩派中，錢穆、梁漱溟、吳虞等持否定的看法，綜合起來說，他們據(jù)以否定的最
主要的理由是:“大同小康”之論系承“昔者仲尼與于蠟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
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cè)，曰:‘君子何嘆？’”云云而來,而據(jù)東漢鄭玄《禮記注》:“蠟
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比龂趺C《孔
子家語》確指“仕魯”為“為魯司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謂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
清代崔述考證說：孔子52歲,為司寇[8],此時子游年僅7歲；孔子55歲去魯,子游不過10歲。綜合上
述幾點(diǎn),孔子難以與童稚之年的子游講論“大同小康”之義。另一派則以呂思勉、郭沫若等為代
表，持肯定的看法。郭沫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一文中明確指出：“《禮記·禮運(yùn)》一篇，毫
無疑問，便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經(jīng)典。那是孔子與子游的對話�！贬槍Ψ穸ㄅ傻姆穸ɡ碛�，郭沫
若反駁說:“這樣的推斷是大有問題的�！都艺Z》偽書，本不足據(jù)，為魯司寇時之推測雖亦本于
《禮運(yùn)注》‘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而來,此亦鄭康成一時疏忽之語，同一不足為據(jù)。蠟?zāi)藲q終
報田大祭，一國之人皆得參與�！峨s記》: ‘子貢觀于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
狂’。此可見孔子與于蠟非必一定要在‘仕魯'或‘為魯司寇’時才有資格�？鬃油砟攴掉�,與魯
國君臣上下之關(guān)系在師賓之間�？鬃铀罆r，魯哀公賜誄，竟大呼‘旻天不吊,不憗遺一老’,敬之
實(shí)深，‘與于蠟賓’的資格，當(dāng)然是有的。那么在孔子晚年要同門弟子談?wù)劥笸】档墓适?是沒
有什么不可能的了�！盵9]
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這場爭論雖然沒有分出勝負(fù)，但卻在用證據(jù)說話這一點(diǎn)上向前邁出了一大
步，這就為問題的最終解決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不僅如此，主張“大同小康”之論非關(guān)孔子一派
關(guān)于孔子“仕魯”期間不可能向子游講論“大同小康”之義的無可辯駁、無可置疑的考證結(jié)果，
已經(jīng)使自己的論敵不得不將其防線后撤，而把孔子向子游講論“大同小康”之義的時間，壓縮到
了孔子周游列國回到魯國后的短短數(shù)年之間。
20世紀(jì)60年代，古棣（即關(guān)鋒）、任蜎亦就“大同小康”之論是否出自孔子之口進(jìn)行過論辯。古
棣認(rèn)為:“把《禮運(yùn)》或《禮運(yùn)》關(guān)于‘大同之世’的一段，系在孔子的名下，這是沒有根據(jù)的。
自班固以來，就認(rèn)為《禮記》是‘七十子后學(xué)所記’(見《漢書·藝文志》)。”[10]任蜎則認(rèn)
為：“《禮運(yùn)》篇為孔子七十子后學(xué)所記，篇中所記孔子之言，是可信的�！薄肮砰ν疽昧�
班固的話，認(rèn)為《禮記》是‘七十子后學(xué)所記’,……既然說是‘所記’而不是‘所撰’,那末七
十子是孔子的學(xué)生，學(xué)生記先生或先生的先生的話，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 任蜎斷言:“《禮
記》一篇,記錄的是孔子晚年回到魯國時跟子游的對話�！盵11]
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圍繞“大同小康”之論是否出于孔子之口的問題未再發(fā)生直接的論爭，但是
肯定性的意見不時見諸一些學(xué)者的著作當(dāng)中，如唐子恒、路德彬?qū)懙溃骸按笸笔恰翱鬃铀枷塍w
系中根據(jù)原始社會的傳說而構(gòu)想出的一種理想的太平盛世。與‘小康’相對” 。[12]謝祥皓也
說：“《禮運(yùn)》篇曾敘述了孔子與言偃的一段談話，其中提出了一個為歷代哲人所向往的理想社
會�！盵13]
郭沫若、任蜎都把孔子向子游講論“大同小康”之義確指為孔子周游列國歸魯后的晚年時代發(fā)生
的事，而對此說，似乎尚未有人著文加以辯駁，這或許也是近幾年來不斷有學(xué)者在其著作中認(rèn)同
“大同小康”之論出于孔子之口的一個重要原因。筆者雖然才疏學(xué)淺，但仍愿意盡上綿薄之力，
為證明郭沫若、任蜎的觀點(diǎn)不能成立拋磚引玉。
二
前已述及，郭沫若把孔子向子游講論“大同小康”之義確指為“孔子晚年返魯”后的事，其最主
要的理由便是“蠟?zāi)藲q終報田大祭，一國之人皆得參與”，“孔子晚年返魯,與魯國君臣上下之關(guān)
系在師賓之間�！c于蠟賓’的資格，當(dāng)然是有的”。我們不妨先來討論“與于蠟賓”的問
題。
所謂“與于蠟賓”，從字面上講就是參與蠟祭并擔(dān)任蠟祭的助祭人。根據(jù)《禮記·郊特牲》的記
載，可知蠟祭早在堯帝時便已開始，于每年的十二月舉辦，具體是合祭百神。蠟祭是古代從天子
到各諸侯國，無論收成好壞，都要鄭重舉行的一個重大祭禮。正因?yàn)槭且粋�重大祭禮，所以它對
助祭人的身份必有嚴(yán)格的限定，普通百姓是肯定與之無緣的，孔子周游列國14年而無一次受邀擔(dān)
任蠟祭的助祭人便足以證明�！抖Y記·雜記下》有“子貢觀于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
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的記載，郭沫若據(jù)此而斷定蠟祭“一國之人皆得參
與”，這不免有偷換概念之嫌——他把“觀于蠟”等同于了“與于蠟賓”，把“一國之人皆若
狂”等同于了“一國之人皆得參與”。其實(shí)，“觀于蠟”并不等于“與于蠟賓”，就好比觀看剪
彩并不等于作為貴賓參與剪彩一樣，它們是性質(zhì)根本不同的兩回事；再者,“一國之人皆若狂”也
并不意味著全都城的人都是蠟祭的參與者,而且根據(jù)“狂”這個字,亦可斷定“一國之人”皆屬旁
觀者，因?yàn)榍f重的合祭百神的蠟祭典禮上是不可能允許參與者“狂”的，只有旁觀者才可以無拘
無束地放縱自己的身心。我們認(rèn)為,既然《禮記·禮運(yùn)》明言“仲尼與于蠟賓”，那么“蠟賓”的
身份規(guī)定在當(dāng)時便肯定是明確的,鄭玄生活在東漢，去春秋戰(zhàn)國之際不過數(shù)百年，他應(yīng)該是明白這
種身份規(guī)定的，所以他在《禮記注》中所言“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絕非“一時疏忽之語”而
肯定有事實(shí)或文獻(xiàn)依據(jù)；也正因?yàn)猷嵭淖⒔庥惺聦?shí)或文獻(xiàn)依據(jù)，所以三國王肅才會將“仕魯”
確指為“為魯司寇”,唐代孔穎達(dá)才會在《禮記正義》中進(jìn)一步明確說：“云‘時孔子仕魯，在助
祭之中’者，以其與蠟祭，故知仕魯也。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為榮，故雖臣亦稱賓
也�！焙茈y想象，在東漢領(lǐng)一時之風(fēng)騷的經(jīng)學(xué)大師鄭玄會在祭禮的常識性問題上出現(xiàn)如郭沫若所
說的那般“疏忽”,而在三國、唐代經(jīng)學(xué)領(lǐng)域同樣具有領(lǐng)袖地位的王肅、孔穎達(dá)會對鄭玄的“疏
忽”失察而以訛傳訛。一言以蔽之,郭沫若關(guān)于“與于蠟賓”的解釋及基于這種解釋作出的推斷是
不成立的，孔子向子游講論“大同小康”之義只能解釋為“是依托孔子表達(dá)出來的”[14]，是一
種杜撰。
以上分析說明，孔子在周游列國歸魯后是不具備“與于蠟賓”的資格的，所謂蠟祭事畢向子游講
論“大同小康”之義純屬向壁虛構(gòu)。這里我們再退一步，姑且不論孔子是否有“與于蠟賓”的身
份，只就孔子晚年是否有可能參與蠟祭典禮加以考辨。
《左傳·哀公十一年》曰：“冬,……魯人以幣召之，乃歸�！薄妒酚洝た鬃邮兰摇分^:“孔子之
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集解引鄭玄曰: “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笔悄昕鬃�68歲�！犊鬃�
世家》又謂:“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辈齑�，孔子晚年返魯可以參與蠟祭
的年份不過乎自哀公十一年至哀公十五年，凡五度。蠟祭于每年的十二月舉行，因此我們只需考
證孔子這五年冬天的情況。
先看哀公十一年。據(jù)前引《左傳》、《史記》已知，孔子于是年冬返魯。那么他是否參與了當(dāng)年
的蠟祭呢?沒有。這從子貢觀蠟之事中可以取得佐證。子貢觀蠟事已見前引郭沫若《十批判書》。
李啟謙考證說：“在孔子周游列國前，沒有子貢活動的任何資料�？鬃又苡螘r(定公十三年，前
497年)首先到衛(wèi)國，可能就在這時拜孔子為師的。”[15]這就排除了子貢在孔子周游列國之前觀
蠟的可能性。關(guān)于孔子返魯直至去世這一階段子貢的行蹤，李啟謙的考證表明，子貢只有哀公十
一年和十五年在魯，而哀公十五年,《左傳》記載說：“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即子
貢——引者注)為介，見公孫成�！边@顯然意味著子貢是年不可能觀蠟。既然子貢不可能在哀公十
五年觀蠟,那么哀公十一年觀蠟也就順理成章了；既然子貢在哀公十一年觀蠟，孔子又問他觀感如
何，那么孔子沒有參與這年的蠟祭便自不待言。
再看哀公十二年�！妒酚洝た鬃邮兰摇吩�:“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薄犊�
子家語·本姓解》曰:“(孔子)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據(jù)此，孔鯉當(dāng)死于哀
公十二年。鑒于魯哀公曾以幣招孔鯉做官，孔鯉稱疾不行，可知孔鯉身體不是很好，故而以死于
秋冬季的可能性為大。《左傳·哀公十二年》曰:“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此正說明
是年冬天氣反常。《孔子文化大典》所附“孔子生平系年”正是將孔鯉的死亡時間確定在哀公十
二年冬。老來喪子，孔子的心緒肯定不佳，故哀公十二年的蠟祭他也不可能參與。
再看哀公十四年�！妒酚洝た鬃邮兰摇酚涊d說:“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
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 ‘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 ’顏
淵死，孔子曰: ‘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 ‘吾道窮矣!’喟然嘆曰: ‘莫知我夫!’ ……子
曰: ‘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后世哉? ’乃因史記作
《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薄盀椤洞呵铩�,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
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 ‘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庇�
這段引文可以得知，孔子在哀公十四年春，先是遭受了最喜愛的弟子顏回早死的沉重打擊，接著
受到西狩獲麟的觸動，內(nèi)心已有“此生已矣”的預(yù)感。在日薄西山的暮年，他“病沒世而名不
稱”，于是作《春秋》�？鬃影炎鳌洞呵铩房醋饕豁�(xiàng)偉大的使命，他不會讓庸常的禮儀性活動沖
擊《春秋》一書的寫作的，更何況，哀公十四年夏，當(dāng)齊國陳恒弒君的消息傳來，孔子鄭重地齋
戒沐浴了三天，然后向哀公懇請伐齊，哀公讓他“告季孫”，孔子抑制著內(nèi)心的屈辱，又向季孫
請求出兵，結(jié)果遭到拒絕，此事在《左傳》和《論語·憲問》中都有記載，孔子當(dāng)時的沮喪和悲
憤是可以想見的，由此也導(dǎo)致了他和魯國執(zhí)政者關(guān)系的冷淡和僵化，此后史籍中再無孔子答復(fù)季
孫等問政的記述便是明證�？鬃訛榱恕洞呵铩返膶懽饕咽窍r如金，再加上與當(dāng)政者的關(guān)系已然
冷淡和僵化，那么哀公十四年孔子不可能受到參與蠟祭的邀請，即使受到他也不會參與蠟祭的。
再看哀公十五年�！蹲髠鳌�、《史記》記載說:哀公十五年冬，衛(wèi)國蒯聵與孔悝作亂，襲攻衛(wèi)出
公�？鬃拥茏幼勇窌r為孔悝之邑宰，聞亂即挺身而出，不幸死難�？鬃勇犝f了子路的死訊，曰:
“噫!天祝予! ”得意門生橫遭人禍,孔子的悲傷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他是不可能去參加蠟祭
活動的。所以，哀公十五年孔子參與蠟祭的可能性亦可以排除。
最后,我們再來看哀公十三年。由于史料的缺乏，我們無法考辨清楚是年孔子是否參與蠟祭，但
是，《禮記》說孔子向子游講論“大同小康”之義，那么我們可以通過考察子游的生平，間接確
證孔子參與蠟祭的是與非。據(jù)李啟謙考證，子游“可能在孔子周游列國的晚期拜師的,……子游最
早是在孔子六十九歲(魯哀公十二年)時，才可能當(dāng)‘武城宰’”[16]。而子羔則“在孔子去世前
后，他又‘仕為武城宰’”[17]。再揣摩《論語·陽貨》“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和《論語·
雍也》“子游為武城宰。子曰: ‘女得人焉耳乎?’曰: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
至于偃之室也。”的記載，參之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
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yè)，退而修行”，“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shè)取予去就，名施乎
諸侯�？鬃勇勚�，曰: ‘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說法，則哀公十三
年子游任武城宰無可置疑。既然是年子游在武城宰任上，那么他陪侍孔子參與蠟祭也就無從談起
了。
三
也許還會有學(xué)者提出這樣的觀點(diǎn)：或許《禮運(yùn)》篇關(guān)于孔子向子游講論“大同小康”之義的場景
描述存在著謬誤，但是孔子講論“大同小康”之義本身——不管是向子游還是向其他弟子——總
還是可能的。這里便牽涉到對孔子思想的基本特征與“大同小康”之義的思想傾向如何認(rèn)識的問
題。
眾所周知，孔子是儒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有著積極進(jìn)取的人生態(tài)度和變革現(xiàn)實(shí)的政治抱負(fù)。在禮崩樂壞
的春秋晚期，孔子矢志追求的是建立文、武、成王、周公時代的那種社會政治秩序，他曾一再宣
稱：“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盵18]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19] 他不
能容忍“今之從政者”對維系社會安定的禮制的破壞，當(dāng)聽說魯國的仲孫、叔孫、季孫三家祭祖
時僭用天子之禮、唱起了《雍》詩，孔子憤怒地說：“‘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
堂?”[20]季氏僭用天子的八佾之舞，孔子又憤怒地說：“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21]季氏冒用天子諸侯之禮去祭祀泰山，孔子讓子有制止不得，不禁仰天長嘆：“嗚呼!曾
謂泰山不如林放乎!”[22]晉國鑄刑鼎，孔子以其將會造成“貴賤無序”的混亂局面而極力反對
[23]；季氏要實(shí)行田賦，通過子有征詢孔子的意見，孔子說：“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
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訪焉?”[24]凡此種種，充分說明
了孔子對禮制的重視和維護(hù)。孔子認(rèn)為文、武、成王、周公的時代是有道之世，他說：“天下有
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煜掠械�，則政不在大夫。天
下有道，則庶人不議。”[25]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6]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社會角色行
為模式�！按笸】怠敝摰乃枷雰A向又是如何呢？從其字里行間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它對
大同之世極盡贊美，充溢著向往之情，而對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代表的小康之世卻
多有貶抑，認(rèn)為“禮義以為紀(jì)，以正君臣，以篤父子”等等是權(quán)謀和兵爭的根源，從根本上排斥
和否定禮義道德，這也正是宋元學(xué)者認(rèn)為“大同小康”之論“雜而不倫”、“有老氏意”的依據(jù)
所在。孔子向往文、武、成王、周公之治，“大同小康”之論則認(rèn)為文、武、成王、周公的時代
是“大道”淪喪的社會，彼此之間截然對立，而前說出于孔子之口無可置疑，那么“大同小康”
之論非關(guān)孔子，不也就是理之必然了嗎？
綜上所述，“與于蠟賓”只應(yīng)當(dāng)發(fā)生在孔子仕魯期間，而孔子仕魯期間，子游尚不足十歲，
孔子不可能向他講論“大同小康”之義，此其一；其二，即使如郭沫若所理解的那樣，“與于蠟
賓”不必具備“仕魯”的資格，那么,考察孔子周游列國回到魯國直至去世的五年的經(jīng)歷，他亦無
攜子游參與蠟祭的可能，“仲尼與于蠟賓”只能是后人的偽托,孔子向子游講論“大同小康”之義
純屬子虛烏有；其三，“大同小康”之論的思想傾向與孔子的政治追求兩者之間存在著不可調(diào)和
的矛盾和尖銳的對立，它不可能出自孔子之口。
注釋
[1] 見《圣宋文選》。
[2] 呂祖謙：《與朱元晦書》。
[3] 《朱子語類》卷八十七。
[4] 見《黃氏日抄•讀禮記》。
[5] [6] 見《云莊禮記集說·禮運(yùn)》。
[7] 見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四冊第172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8] 見《洙泗考信錄》。
[9] 見郭沫若：《十批判書》第115頁,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0] 見《光明日報》，1961年5月24日。
[11] 見《光明日報》，1961年9月15日。
[12] 見孔范今等主編：《孔子文化大典》第155頁，中國書店1994年版。
[13] 見劉蔚華、趙宗正主編：《中國儒家學(xué)術(shù)思想史》第464頁, 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4] 見《中國大同思想資料》第1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15][16][17] 見李啟謙：《孔門弟子研究》第80、103、185頁,齊魯書社1987年版。
[18] [20][21][22]《論語•八佾》。
[19]《論語•陽貨》。
[23]《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24]《左傳•哀公十一年》。
[25]《論語•季氏》。
[26]《論語•顏淵》。
關(guān)鍵字：文學(xué)哲學(xué),山東,泰安,泰山區(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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