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世界體系、中美關系和中國的戰(zhàn)略考量（上）
20世紀如年代初冷戰(zhàn)結束以來，中美關系已經走過了從“倒退”到“穩(wěn)定”，再從“穩(wěn)定“到“倒退”的循壞。這就是所謂的“中美關系壞不到哪里去，也好不到哪里去”主流說法的來源。但必須清醒地看到，每次“倒退”都是美國方面采取新的進攻性政策動議或政策的結果。“穩(wěn)定”并不是說兩國之間找到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而只是把沖突暫時壓制或者往后拖。
中國應當怎么辦?等待主義不是上策。冷戰(zhàn)結束已十多年，現(xiàn)在也應當是嚴肅反思中美關系、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的時候了。中國要進行戰(zhàn)略調整，就不能象從前那樣光對美國的中國政策作被動的反應，或者說是擺脫眼前的危機達到兩國關系的穩(wěn)定化。這樣的反應都會是救火式的，不會導向宏觀戰(zhàn)略的形成。戰(zhàn)略的形成要跳出對具體事件的反應，要從更具根本性的問題人手。而正確認識中美關系的本質是進行戰(zhàn)略調整的關鍵。本文是筆者對目前中國的國際環(huán)境和中美關系的一些思考，希望為關懷中國的國際關系的人們提供一種參考。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大量的文獻引述和對一些理論的繁瑣的論述。
一．世界體系和美國新戰(zhàn)略
1．世界體系的擴張性和國際關系的本質
現(xiàn)代國際關系的本質是什么?簡單地說，主權國家間的利益的不可調和性，由不可調和到沖突甚至戰(zhàn)爭，這就是現(xiàn)代國際關系形成以來的規(guī)律性現(xiàn)象。盡管隨著時代的變遷，會有新因素的產生來調和國家利益或者遏制沖突，如國家問的相互依賴性和經濟的世界一體化。但所有這些新生因素并不足以改變現(xiàn)代國際關系的沖突本質。
決定這一本質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現(xiàn)代國家關系的經濟基礎是資本主義，輔助于資本主義的則是現(xiàn)代形式的民族國家。從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到現(xiàn)代新馬克思主義如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自由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學派的國際關系學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我們展示了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這兩種制度因素對于現(xiàn)代國際體系形成的獨一無二的作用。
無論是資本主義和現(xiàn)代民族國家，都起源于西歐，然后再擴展到世界的各個角落。資本主義先于民族國家而生，民族國家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了資本主義區(qū)域市場乃至全球市場形成和擴張的需要。資本主義本身包含有巨大的擴張動力。但在其擴張過程中，資本經常在國內市場上遇到地方化的政治權力(如封建權力)的阻礙，在國際市場上則遇到他國政權的阻礙。如何克服這樣那樣的阻力，民族國家的作用就在這里顯現(xiàn)出來。國家的本質就是權力，用民族國家的權力應付資本主義擴張過程的權力阻力就成為了現(xiàn)代國際沖突的主軸�？梢哉f，資本主義構成了現(xiàn)代世界體系的主動力，但沒有民族國家，現(xiàn)代世界體系就不會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形成�；谫Y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上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或者基于現(xiàn)代民族國家之上的資本主義體系具有無限的擴張力。自由派經濟學家認為，資本主義本身的擴張是和平的，因為每一國家都可或多或少地從國際經濟交往中獲得利益，問題就出在民族國家的干預。但經驗證明，這至多是一種理想的理論假設。資本主義和現(xiàn)代民族國家在本質上是同一件事，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在早期，當資本主義的擴張遇到障礙時，民族國家從一開始就或者輔助資本的擴張，或者直接參與擴張。而對后發(fā)展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國家本身就推動本國資本的向外擴張。有學者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就認為，后發(fā)展中國家所經歷到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實際上只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國內民族主義在海外的表達。
2．民主的擴張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不僅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在擴張，民族國家本身也在擴張，那就是民主的擴張和輸出。迄今為止，大多數(shù)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國家形式，盡管民主政治的擴張仍然落后于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擴張。但從長遠來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逃避資本主義和民主的擴張。前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動用國家的權力從資本主義的鏈條上掙脫出來，建立了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獨一無二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但現(xiàn)在這些國家都已經無一幸免地納入了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國家體系中去了。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擴張已經引出了所謂的“第三次浪潮”理論。有人甚至樂觀地宣稱“歷史的終結”，相信資本主義式的民主必然是世界最后的一種政治形式�！�
人們強調資本的擴張性的時候，往往忽視了民主的擴張性。實際上，不了解民主的擴張性，就很難理解當代世界體系的形成。根據(jù)美國學者亨廷頓的研究，民主化至今已經經歷了三次浪潮。第一次發(fā)生在1828—1926年間，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阿根廷等國和英國的諸多海外殖民地獲得了民主的政治形式。之后在1922—42年間，這些國家中發(fā)生了民主的第一次回潮，包括意大利、德國和阿根廷。民主的第二次浪潮時間較短，發(fā)生在1943—62年間，西德、意大利、日本、印度和以色列等國獲得了民主的形式，但在1958—75年間，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國發(fā)生民主的回潮。最近一次也就是民主的第三次浪潮發(fā)生在1974年以后，這次浪潮中，很多國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及其拉丁美洲、亞洲、非洲和東歐的許多國家獲得了民主的國家形式。從下表中可以看到，權威政體從1975年的68.7％下降到1995年的26.2％，在同一時期內，民主政體從23.8％上升到47.6％，部分民主的政體從7.5％上升到26.2％。
那么，為什么民主會象資本那樣具有向外擴張性呢?這里有幾個主要的動力源。第一是來自“供給”方面的動力。如果說政治力量輔助資本的輸出，那么也可以說政治力量的組織形式也是隨著資本而輸出。這在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時期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歐洲、美國和日本等殖民國都對被殖民的國家的政治形式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實際上，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民主政體特別是后發(fā)展中國家的民主都是西歐美國殖民者輸出的結果�！痹谥趁竦貢r代結束以后，民主國家特別是歐美國家就通過其他種種方式來輸出民主政體形式。盡管輸出的途徑不同，但目的是一樣的，即要用民主這種特定的政治組織形式來保護資本國在海外的經濟利益。西方國家決策者相信在民主國家之間不發(fā)生沖突或者少沖突就是這種目的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表達。美國等西方國家不知疲倦地在中國建立“法治”也是基于保護其在華的經濟利益。
但是對“供給”方面的動力不能過于夸張，否則就會走向極端的思維方式，認為民主政治的擴張是西方世界的另一類殖民主義。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夠擴張有更重要的“需求”方面的動力。法國學者貝蒂(Benrand Badie)在這一點上有個較為中肯的說法。他把政治方面的全球化定義為政治秩序的西方化，認為西方輸出國的權力和霸權不能解釋其政體之所以能夠輸出到其他國家，他認為，“西方政治模式的傳播和全球化是因為—主要是因為—它們被進口。西方模式被追求和內化，因為它們滿足了進口者的戰(zhàn)略需求，是基于動力和回報、期望和展望之上的個人選擇的結果”�！皩芏嗪蟀l(fā)展中國家來說，民主不僅是他們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也是迄今為止人類發(fā)展出來的治理社會的較好模式。在后殖民時代，很多后發(fā)展中國家反對西方霸權，但并不反對西方國家留下來的民主形式，這是有其統(tǒng)治和理想方面的考量的。在今天，民主政體已經成了很多后發(fā)展中國衡量一個國家現(xiàn)代性的最重要的一個政治指標。盡管民主政治的消極方面也在不斷暴露，但這些國家仍楔而不舍地追求民主政治，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主作為理想的內在動力。
民主的“需求”方面的動力最重要的莫過于資本主義式經濟和民主之間的因果關系了。為什么民主和資產階級的發(fā)展分不開?我們可以從邏輯和經驗根據(jù)兩方面來看這個問題。從邏輯上說，資本主義是一種建立在私有財產制度上的經濟制度，它是對國家權力的一種最根本的制約。資本主義產生出一種和“公共領域”分離開來的社會經濟上的“私人領域”。這種“公”“私”領域的分離是民主作為一種有限政府形式最重要的原初條件。
再者，資本主義導致富裕，而財富有助于緩解統(tǒng)治精英和大眾之間的矛盾和緊張。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發(fā)展及其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財富為現(xiàn)代福利國家打下了基礎，福利國家反過來緩和工業(yè)化資本主義的階級沖突。財富也緩和了精英之間的沖突。政治游戲中的失敗者可以轉向尋求經濟社會方面的成功，這樣，就不會把所有賭注都放在政治游戲中。就是說，參加政治游戲并非是一個人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徑。政治游戲因此不是一種零和游戲或者你死我活的游戲。在這樣的情況下，失敗者就不太可能去做那些對政治穩(wěn)定不利的事情，例如組織示威、暴動和參加地下反政府活動等等。就是說，財富為政治家們的活動提供了一個界限，防止他們超過這個界限，超過這一界限就會對現(xiàn)存制度的運作和生存產生破壞性的影響。
從經驗上說，民主政治的發(fā)展實際上是多種權力之間的制約。先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對政治權力的制約。資產階級的興起與民主政治的產生和發(fā)展密不可分。新崛起的資產階級成功地馴服了君主專制國家。君主專制國家的統(tǒng)治原則是基于出身背景之上的政治等級。資產階級認為這種政府形式不“自然”，所以要由基于財富之上的統(tǒng)治原則而取代之，因為財富比出身更為“自然”一些。
但是，光強調經濟權力對政治權力的制約是遠遠不夠的，不足以理解當代民主政治的運作。還有另一類重要的制約就是人民的“人數(shù)”權力對政治和經濟權力的制約。早期資產階級是爭取民主政治的主力，但后來普通人民的力量也不可忽視。資產階級只是為資產者本身爭取到了民主，資產者不會自動地把民主權力送給普通人民。資產階級的統(tǒng)治生產出了一個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最終用組織的力量和資產階級分享政治權力，建立了代議制度。如果沒有工人階級的參與政權，資產階級的政體就會是一個“右派”專制政權。如果資產者的權力基礎是經濟，那么工人階級權力的基礎就是人數(shù)。實際上，代議制度的本質就是根據(jù)人數(shù)來統(tǒng)治。不僅工人階級在建立現(xiàn)代大眾民主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方世界后來的民權運動也是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應當指出的是，根據(jù)人數(shù)來統(tǒng)治不僅因為是普通人民對民主的爭取，而且也是因為基于人數(shù)的統(tǒng)治符合統(tǒng)治者的利益。如同專制的政治權力，資產者經濟力量也是毫無節(jié)制的。人民的“人數(shù)”是制約資產者經濟力量最有效、最重要的力量。在現(xiàn)代社會，所有的民主都是精英統(tǒng)治，即使在最民主的國家，人民也不能直接統(tǒng)治自己。但人民人數(shù)的力量對統(tǒng)治者是有很大的制約力量的。在很大程度上說，現(xiàn)代民主政治是三種力量之間的平衡和制約，即統(tǒng)治者的政治權力、資產者的經濟權力和人民的人數(shù)權力。只有在這三種權力之間保持相對的平衡，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才能達到穩(wěn)定。
民主和經濟之間的關系，對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而言就是民主的政體必須隨著資本在海外的擴張而擴張，但對后發(fā)展中國家而言，問題就變成了：在接受和容納西方資本的同時能夠拒絕用來保護和節(jié)制資本的民主政體嗎?對這個問題沒有絕對的答案。這不僅是因為資本的經濟權力到了后發(fā)展中國家以后，其對政治權力之間的關系會發(fā)生很大的變化，而且后發(fā)展中國家的統(tǒng)治者經常動用政權的力量來抵制民主的傳播。但是，正如“第三次民主浪潮”所顯示的，總的趨勢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推動民主政治的產生�？梢哉f，資本不能沒有民主而生存，不能沒有民主而得到節(jié)制。
資本主義和民主政體的擴張既造就了全球化，也制造出了國家內部及其國家間的糾紛、沖突，甚至戰(zhàn)爭。在早期，馬克思批評他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的擴張充滿著血腥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因為福利國家形式的出現(xiàn)，在先發(fā)展國家，資本主義的這種血腥味大大減少，但當資本主義傳播到后發(fā)展中國家時，馬克思所描述的世界一如既往。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仍然是世界沖突的主要根源。再者，即使人們相信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fā)生戰(zhàn)爭，但民主的擴張是個充滿暴力的過程。
3．世界體系和美國的國際戰(zhàn)略
在十八、十九世紀，英國扮演了資本主義和民主政體擴張的主要領導者，自美國進人世界體系以來，就替代了英國，一直是推動世界體系形成的一個主力。資本的本性就是擴張，美國一直在領導國際資本的全球性擴張。這種擴張主要是因為美國及其資本主義世界從中獲得的巨大經濟利益。同樣，美國也在領導著民主政體的擴張。盡管美國在民主政體的擴張方面付出了極高的代價，但美國認為，這是必要的代價，通過民主擴張可以保護和輔助其經濟利益的擴張。
今天的中國就處于這樣一種國際環(huán)境。中國外在的挑戰(zhàn)首先并不是美國，而是現(xiàn)代資本主義和民主政體合二為一的世界體系。這個體系所具有的無限擴張力正在毫不留情地把世界上各個不同類型的經濟體和政治體吸納進去，變成其內在的部分。而美國剛好處于這個體系的中心，是這個體系擴張的領導者�；蛘哒f，美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霸權。
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霸權位置決定了美國的國際戰(zhàn)略，那就是用霸權的方式去領導這個世界體系。美國這樣做，其背后是存在著巨大的動力的。首先，對更大的國際權力的追求迫使美國這樣做。資本的唯一目的是獲得更多的資本，權力的唯一目的就是更大的權力。沒有任何理由去相信美國已經滿足了其追求國際權力的欲望。第二，維持這樣一個霸權地位給美國帶來無限的政治、經濟、安全等各個方面的利益。美國人領導世界，到處有它的力量。但是要認識到，美國人并沒有做仁慈的世界警察，它這樣做只不過是為了保護其在海外的經濟利益。經濟利益走到哪里，政治軍事力量就跟到哪里。第三，在這一霸權狀態(tài)下受益的很多國家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推動美國這樣去做。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體系是非常等級化的，各方面的利益的分配是極端不平等的，一些國家獲得很大的利益，一些國家獲得較少的利益，而另外一些國家則根本就沒有任何利益可言。這也就是今天的世界富者越富，窮者愈窮的原因。富者要繼續(xù)保持或者追求更多的富裕，強者要繼續(xù)保持或者追求更強大。要維持既得利益，這些國家就要努力維持這個世界體系，或者使得這個體系更等級化。而美國則當仁不讓地被這些既得利益者推為領導。
4．美國自由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的中國認知
要保持霸權地位，領導世界體系，美國就要防止任何形式的挑戰(zhàn)者的出現(xiàn)。冷戰(zhàn)結束以后，這個潛在的和現(xiàn)實的挑戰(zhàn)者就是中國。前蘇聯(lián)一經解體，美國沒有花很多時間就找到了一個替代品，即中國。遏制中國也就成了美國的國際目標。但美國到底對中國實行怎樣的一種遏制呢?什么樣的方法更有效呢?這就取決于美國對中國的認知(perceptions)，意識形態(tài)就開始發(fā)揮其作用。不管美國的自由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者在這些問題上有多大的分歧，但遏制中國、防止中國成為挑戰(zhàn)者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共識。九十年代初，美國和西方就有很多人主張用圍堵蘇聯(lián)的辦法來制約中國，乘勝追擊，取得自由民主的全面勝利，讓歷史終結�？肆诸D總統(tǒng)最初幾年的對華政策就是這種情緒的反映。但中國畢竟不是蘇聯(lián)。中國經歷了八十年代的改革，其經濟體制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也開始很快地和西方世界體系整合。較之蘇聯(lián)，中美關系無疑是互惠互利取向的。經過多年的調整，克林頓政府終于確立了對華的“接觸”政策。確立了以經濟擴張為中心的全權策略，取代了冷戰(zhàn)時期的軍事擴張�？肆诸D的選擇多少和他的自由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價值相關。但這一戰(zhàn)略并不是說美國可以不關心中國的民主人權等問題了，而是說通過把中國整合到世? 縑逑道錈媯??苡行У卦謚泄?迪治鞣郊壑怠?nbsp;
美國的自由主義想象了一個理想的國際政治格局。民主、和平、平等共存、相互依賴等等主導著美國理想主義者國際關系的話語(discourse)。表現(xiàn)在中美關系上，理想主義相信中美兩國之間的國家利益存在著很大的調和空間，兩者之間的合作與和平是可能的。所以，理想主義者強調中國經濟的自由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強調自由和民主是中美兩國合作和和平的基礎。克林頓政府相信，中國和世界經濟體系的整合必然導致中國政治的深刻變化，最終導向一個民主的政治體系。應當指出的是，克林頓所謂的自由主義對華政策并沒有妨礙其對美國利益的現(xiàn)實追求。例如，在克林頓期間美國政府賣給臺灣的武器并不比美國歷任政府少。
在中美關系上，美國理想主義越來越被認為是面臨著破產的命運。盡管中國政府在人權等政治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遠遠沒有滿足美國理想主義者的期望。“六四”事件是對美國理想主義的第一個打擊。鄧小平南巡后，理想主義又得到恢復。但在美國人看來，中國政府近年來不僅沒能改善人權，在民主政治的方向上有所作為，反而變本加厲，情況有惡化的趨勢。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理想主義者在中美關系上的聲音漸弱，在國內很難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一部分理想主義者甚至開始轉向現(xiàn)實，認為要對中國施加外在的壓力，迫使其政治發(fā)生變化。
小布什一上臺就改變了克林頓時代的局面。他信仰的是冷戰(zhàn)時期的現(xiàn)實主義�，F(xiàn)實主義的核心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任何外交政策的起點就是美國利益，而非其他任何因素。如果說克林頓的自由主義是在各國的相互依賴性關系中來考量美國的國家利益，再從這種國家利益出發(fā)來考量和他國的關系，那么可以說小布什是從直接從冷戰(zhàn)繼承下來的較為抽象的國家利益的觀念出發(fā)來考量美國和他國的關系的。這種思維方式的不同使得小布什政府較之克林頓政府更為自私自利。這種思維的形象表達就是，“我是美國”，“美國就是世界”。
意識形態(tài)的變化已經充分表現(xiàn)在布什政府的實際決策中。不管外界包括美國傳統(tǒng)的盟友的反應如何，布什政府一直在強調全國導彈防御系統(tǒng)。這樣的做法雖然引起了美國盟友的不高興和中、俄等國的強烈反對，但美國還是繼續(xù)根據(jù)自已的意愿行事。
在對華政策上，“戰(zhàn)略競爭”的概念已經成為了布什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的理論起點�？肆诸D政府的對華政策有點“求同存異”的味道，就是說強調兩國利益的共同性，用發(fā)展共同性來減小或者遏制差異性。布什的現(xiàn)實主義反其道而行之，新政府的中美關系的邏輯是：中美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與其說是用“合作”來掩蓋“沖突”，倒不如承認沖突，在“沖突”的基礎上來追求盡可能的“合作”，這樣做較之理想主義更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現(xiàn)實主義者從來就沒有對中國抱任何幻想。從尼克松時代與中國的戰(zhàn)略性合作到現(xiàn)在布什的新冷戰(zhàn)主義，美國的邏輯是一樣的，是對其國家利益的赤露露的考量，只不過是不同國際格局之下的不同表現(xiàn)罷了。不管誰當總統(tǒng)，都改變不了美國資本主義及其民主政體的擴張性質。所不同的是，以怎樣的方式來擴張。從現(xiàn)實主義的角度來說，較之克林頓，布什更接近于國際關系的真理。
但這并不是說，中美兩國之間一場美蘇冷戰(zhàn)式的新冷戰(zhàn)甚至公開沖突成為不可避免。中國畢竟和前蘇聯(lián)不同。布什政府對這一點是清楚的。如果布什政府要發(fā)動一場新的冷戰(zhàn)，這場新冷戰(zhàn)也是有限度的。這里所說的限度指的就是今天和當年美蘇冷戰(zhàn)的不同的時代背景。新背景有兩個特點，即美國的霸權地位和經濟的全球化。美蘇冷戰(zhàn)時，天下一分為二，美國只得到半邊天。在蘇聯(lián)的范圍內，美國很難發(fā)揮其影響力。而現(xiàn)在則不同，美國要的是領導整個體系。美國絕對不會容許中國再象當年的蘇聯(lián)那樣組織一個自己的勢力范圍。相反，美國人要求中國繼續(xù)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體系，成為其勢力掌控之下的順從者。
再者，和蘇聯(lián)不同，中國的經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并且越來越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個動力。不管國內外的情況如何，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已經起飛，市場經濟制度本身就包含著一種巨大的發(fā)展動力。這種情況使得美國對中國的任何形式的孤立政策都將不那么有效。用經濟整合來制約中國，這一點布什和克林頓時期并沒有多大的區(qū)別。只不過是對布什來說，自由貿易必須達致中國的政治變遷，否則的話，中國就會成為美國的挑戰(zhàn)者。這些形成了布什時代美國對華新戰(zhàn)略的背景或者說是美國組織新冷戰(zhàn)時所必須考量到的因素。
5．美國對華關系的內部張力
中美之間幾乎在兩國關系的所有方面都存在著潛在的沖突，包括硬力量(hard power)方面的地緣政治、資源和市場到軟力量(soft power)方面的意識形態(tài)、文明和文化價值等等。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很多，這里不再重復。這里要討論的主要是這些潛在的沖突會怎樣通過美國國內的各種制度途徑而表達出來。美國國內導致中美沖突的內在制度動力主要包括美國對中國在美國國際戰(zhàn)略棋盤中的角色的認知、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美國內政的性質等等。首先，在美國的戰(zhàn)略棋盤中，中國仍然會扮演過去蘇聯(lián)所扮演過的角色，即成為美國的對手。實際上，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xù)增長，國家力量不可避免地會增強。盡管中國在總體上還是貧窮，不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但和美國在經濟政治方面的競爭性也在逐漸提高。在中國還是很貧窮的時候，中美兩國的國家利益存在著很多可以調和的地方。但當中國富裕起來以后，兩國國家利益的不可調和性就增加。退一步言，即使中國實際上不是美國的競爭對手，美國也要把中國塑造成這樣一個對手。自九十年代初以來，中國被一次又一次地塑造成“國際威脅”。中國是否是“敵人”，不僅僅取決于現(xiàn)實，也取決于人們的概念，而概念是可以構建出來的。
其次，中美兩國之間的意識形態(tài)差異和美國國內的政治因素更會強化上述概念的現(xiàn)實性。中國現(xiàn)在成了世界共產主義的“最后堡壘”，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或者說在美國人的心目中是這樣。自九十年代以來，在美國的多次民意調查中，越來越多的普通美國人認為，中國正在變成美國的主要對手或者潛在的敵人。敵視中國的人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沒有可能接受西方的價值，而同情中國的人則相信，中國總會有一天會變成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國家。只要中國的共產主義存在一天，美國就不會停止認為中國是其潛在敵人。
這樣的民意進而為美國政治提供了資源。無論是在兩黨政治中，還是在議會政治中，中國已經也必然繼續(xù)會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焦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表明美國政治話語中政治和經濟的分離。經濟問題沒有新的內容好談了，美國人的經濟杠桿的分量少了好些。但這并不是說中美兩國的經濟問題已經解決了。相反，經濟問題剛剛開始。美國拉中國加入世貿，中國努力加入，在這個過程中，兩國領導人強調的是利益方面的積極因素，但一旦中國加人世貿，潛在的經濟沖突無疑會浮上臺面。一旦沖突成為現(xiàn)實，也就為美國的政治提供了塑造中國是“敵人”的資源。當經濟杠桿不夠有分量的時候，政治外交方面的手段成為主要的了。民主、自由和人權必然再次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話語。
考慮到中國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的反應及中國本身的成長，中美之間的沖突似乎更具有了現(xiàn)實性。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曾經表示，美國和中國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經濟利益，所以美國必須和中國交往，和中國合作，但是中國應當向美國認為是正確的方向前進。必須強調的是，美國要求中國的變化必須朝著美國人所希望的方向發(fā)展。如果是這樣，那么將受到歡迎，否則美國就不會樂意。換句話說，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美國要求中國充當一個聽話的“順從者”，而不是一個不聽話且有能力挑戰(zhàn)美國的世界權力。自然，這種設想只是美國的一廂情愿。中國是一個正在迅速順起中的大國，不可能完全聽從于美國的安排。更為重要的是，和美國一樣，中國也是一個具有自己的道德標準和理想的國家。
現(xiàn)實的利益和道德理想的雙重沖突使得中國很難受美國的擺布。而美國最恐懼的也就是這一點。美國可以容忍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因為這對美國是有利的，但美國不想看到中國發(fā)展對其所產生的挑戰(zhàn)。自鄧小平以來，中國一直不想太出頭露面，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低姿態(tài)，在很多重大的國際問題上和美國實際上也是保持相當一致的，只是當美國的行為直接危害到中國利益時，中國才作出并非過分的反應。但即使是這樣，美國人也對中國憂心仲仲，擔心中國的發(fā)展正在使得中國成為一個具有挑戰(zhàn)性的力量。美國感覺到，如果不從現(xiàn)在開始圍堵中國的崛起，將來來自中國的危險就會變得難以遏制。美國的遏制就會導向中國的反遏制。一旦兩國進入這種遏制和反遏制的惡性互動，新冷戰(zhàn)就走上了不歸路。
6．美國經濟政治雙贏戰(zhàn)略的第三條道路
在正在形成的新冷戰(zhàn)中，美國的對華政策的目標有三：1)繼續(xù)和中國交往以獲取經濟利益；2)擴張西方政治價值；3)要圍堵中國對美國的可能的和潛在的或脅。首先，美國是不會放棄在華經濟利益的。高經濟增長，眾多的人口，新生富裕階層，中產階級，這些使得中國成為任何一位資產者都向往的市場。作為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必然在資產者爭搶中國市場中扮演頭號先鋒的角色。小布什盡管反對克林頓政府的中國政策，但并不反對競爭中國的經濟利益。作為商業(yè)階級代表的共和黨，在這方面會比克林頓政府更加努力。很多人相信，小布什政府的這種經濟考量會軟化其對華政策，就是說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會制約美國政府在和中國的關系上對軍事政治方法的訴求。這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不能強調過分。中國本身的經濟已經高度依賴于國際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在美國對中國采取非經濟手段時，中國很難象從前那樣不顧經濟利益來反擊美國。經濟上的高度依賴性對中國本身也是一種很大的制約。
美國人也不會放棄在中國擴張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及其制度表現(xiàn)形式。按照克林頓政府的理想計劃，通過把中國整合進世界經濟體系的方式，美國可以更加有效地把民主等價值傳播到中國。這是克林頓政府論證其對華經濟戰(zhàn)略的正確性和合理性的最有效的話語。小布什無疑在這方面更進一步。這也就是美國政府所謂的中國應當順從“正確”的發(fā)展方向。美國人希望隨著中國經濟和世界的整合來帶動民主化，但顯然是過于理想主義的。中國不會按照美國人的意圖而進行政治民主化。如果是這樣，美國人對中國政治的情感方面就會突顯出來。反映在議會政治上，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會把重點轉向人權民主等政治問題。
中國應當怎么辦?等待主義不是上策。冷戰(zhàn)結束已十多年，現(xiàn)在也應當是嚴肅反思中美關系、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的時候了。中國要進行戰(zhàn)略調整，就不能象從前那樣光對美國的中國政策作被動的反應，或者說是擺脫眼前的危機達到兩國關系的穩(wěn)定化。這樣的反應都會是救火式的，不會導向宏觀戰(zhàn)略的形成。戰(zhàn)略的形成要跳出對具體事件的反應，要從更具根本性的問題人手。而正確認識中美關系的本質是進行戰(zhàn)略調整的關鍵。本文是筆者對目前中國的國際環(huán)境和中美關系的一些思考，希望為關懷中國的國際關系的人們提供一種參考。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大量的文獻引述和對一些理論的繁瑣的論述。
一．世界體系和美國新戰(zhàn)略
1．世界體系的擴張性和國際關系的本質
現(xiàn)代國際關系的本質是什么?簡單地說，主權國家間的利益的不可調和性，由不可調和到沖突甚至戰(zhàn)爭，這就是現(xiàn)代國際關系形成以來的規(guī)律性現(xiàn)象。盡管隨著時代的變遷，會有新因素的產生來調和國家利益或者遏制沖突，如國家問的相互依賴性和經濟的世界一體化。但所有這些新生因素并不足以改變現(xiàn)代國際關系的沖突本質。
決定這一本質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現(xiàn)代國家關系的經濟基礎是資本主義，輔助于資本主義的則是現(xiàn)代形式的民族國家。從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到現(xiàn)代新馬克思主義如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自由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學派的國際關系學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我們展示了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這兩種制度因素對于現(xiàn)代國際體系形成的獨一無二的作用。
無論是資本主義和現(xiàn)代民族國家，都起源于西歐，然后再擴展到世界的各個角落。資本主義先于民族國家而生，民族國家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了資本主義區(qū)域市場乃至全球市場形成和擴張的需要。資本主義本身包含有巨大的擴張動力。但在其擴張過程中，資本經常在國內市場上遇到地方化的政治權力(如封建權力)的阻礙，在國際市場上則遇到他國政權的阻礙。如何克服這樣那樣的阻力，民族國家的作用就在這里顯現(xiàn)出來。國家的本質就是權力，用民族國家的權力應付資本主義擴張過程的權力阻力就成為了現(xiàn)代國際沖突的主軸�？梢哉f，資本主義構成了現(xiàn)代世界體系的主動力，但沒有民族國家，現(xiàn)代世界體系就不會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形成�；谫Y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上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或者基于現(xiàn)代民族國家之上的資本主義體系具有無限的擴張力。自由派經濟學家認為，資本主義本身的擴張是和平的，因為每一國家都可或多或少地從國際經濟交往中獲得利益，問題就出在民族國家的干預。但經驗證明，這至多是一種理想的理論假設。資本主義和現(xiàn)代民族國家在本質上是同一件事，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在早期，當資本主義的擴張遇到障礙時，民族國家從一開始就或者輔助資本的擴張，或者直接參與擴張。而對后發(fā)展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國家本身就推動本國資本的向外擴張。有學者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就認為，后發(fā)展中國家所經歷到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實際上只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國內民族主義在海外的表達。
2．民主的擴張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不僅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在擴張，民族國家本身也在擴張，那就是民主的擴張和輸出。迄今為止，大多數(shù)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國家形式，盡管民主政治的擴張仍然落后于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擴張。但從長遠來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逃避資本主義和民主的擴張。前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動用國家的權力從資本主義的鏈條上掙脫出來，建立了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獨一無二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但現(xiàn)在這些國家都已經無一幸免地納入了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國家體系中去了。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擴張已經引出了所謂的“第三次浪潮”理論。有人甚至樂觀地宣稱“歷史的終結”，相信資本主義式的民主必然是世界最后的一種政治形式�！�
人們強調資本的擴張性的時候，往往忽視了民主的擴張性。實際上，不了解民主的擴張性，就很難理解當代世界體系的形成。根據(jù)美國學者亨廷頓的研究，民主化至今已經經歷了三次浪潮。第一次發(fā)生在1828—1926年間，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阿根廷等國和英國的諸多海外殖民地獲得了民主的政治形式。之后在1922—42年間，這些國家中發(fā)生了民主的第一次回潮，包括意大利、德國和阿根廷。民主的第二次浪潮時間較短，發(fā)生在1943—62年間，西德、意大利、日本、印度和以色列等國獲得了民主的形式，但在1958—75年間，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國發(fā)生民主的回潮。最近一次也就是民主的第三次浪潮發(fā)生在1974年以后，這次浪潮中，很多國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及其拉丁美洲、亞洲、非洲和東歐的許多國家獲得了民主的國家形式。從下表中可以看到，權威政體從1975年的68.7％下降到1995年的26.2％，在同一時期內，民主政體從23.8％上升到47.6％，部分民主的政體從7.5％上升到26.2％。
那么，為什么民主會象資本那樣具有向外擴張性呢?這里有幾個主要的動力源。第一是來自“供給”方面的動力。如果說政治力量輔助資本的輸出，那么也可以說政治力量的組織形式也是隨著資本而輸出。這在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時期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歐洲、美國和日本等殖民國都對被殖民的國家的政治形式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實際上，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民主政體特別是后發(fā)展中國家的民主都是西歐美國殖民者輸出的結果�！痹谥趁竦貢r代結束以后，民主國家特別是歐美國家就通過其他種種方式來輸出民主政體形式。盡管輸出的途徑不同，但目的是一樣的，即要用民主這種特定的政治組織形式來保護資本國在海外的經濟利益。西方國家決策者相信在民主國家之間不發(fā)生沖突或者少沖突就是這種目的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表達。美國等西方國家不知疲倦地在中國建立“法治”也是基于保護其在華的經濟利益。
但是對“供給”方面的動力不能過于夸張，否則就會走向極端的思維方式，認為民主政治的擴張是西方世界的另一類殖民主義。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夠擴張有更重要的“需求”方面的動力。法國學者貝蒂(Benrand Badie)在這一點上有個較為中肯的說法。他把政治方面的全球化定義為政治秩序的西方化，認為西方輸出國的權力和霸權不能解釋其政體之所以能夠輸出到其他國家，他認為，“西方政治模式的傳播和全球化是因為—主要是因為—它們被進口。西方模式被追求和內化，因為它們滿足了進口者的戰(zhàn)略需求，是基于動力和回報、期望和展望之上的個人選擇的結果”�！皩芏嗪蟀l(fā)展中國家來說，民主不僅是他們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也是迄今為止人類發(fā)展出來的治理社會的較好模式。在后殖民時代，很多后發(fā)展中國家反對西方霸權，但并不反對西方國家留下來的民主形式，這是有其統(tǒng)治和理想方面的考量的。在今天，民主政體已經成了很多后發(fā)展中國衡量一個國家現(xiàn)代性的最重要的一個政治指標。盡管民主政治的消極方面也在不斷暴露，但這些國家仍楔而不舍地追求民主政治，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主作為理想的內在動力。
民主的“需求”方面的動力最重要的莫過于資本主義式經濟和民主之間的因果關系了。為什么民主和資產階級的發(fā)展分不開?我們可以從邏輯和經驗根據(jù)兩方面來看這個問題。從邏輯上說，資本主義是一種建立在私有財產制度上的經濟制度，它是對國家權力的一種最根本的制約。資本主義產生出一種和“公共領域”分離開來的社會經濟上的“私人領域”。這種“公”“私”領域的分離是民主作為一種有限政府形式最重要的原初條件。
再者，資本主義導致富裕，而財富有助于緩解統(tǒng)治精英和大眾之間的矛盾和緊張。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發(fā)展及其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財富為現(xiàn)代福利國家打下了基礎，福利國家反過來緩和工業(yè)化資本主義的階級沖突。財富也緩和了精英之間的沖突。政治游戲中的失敗者可以轉向尋求經濟社會方面的成功，這樣，就不會把所有賭注都放在政治游戲中。就是說，參加政治游戲并非是一個人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徑。政治游戲因此不是一種零和游戲或者你死我活的游戲。在這樣的情況下，失敗者就不太可能去做那些對政治穩(wěn)定不利的事情，例如組織示威、暴動和參加地下反政府活動等等。就是說，財富為政治家們的活動提供了一個界限，防止他們超過這個界限，超過這一界限就會對現(xiàn)存制度的運作和生存產生破壞性的影響。
從經驗上說，民主政治的發(fā)展實際上是多種權力之間的制約。先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對政治權力的制約。資產階級的興起與民主政治的產生和發(fā)展密不可分。新崛起的資產階級成功地馴服了君主專制國家。君主專制國家的統(tǒng)治原則是基于出身背景之上的政治等級。資產階級認為這種政府形式不“自然”，所以要由基于財富之上的統(tǒng)治原則而取代之，因為財富比出身更為“自然”一些。
但是，光強調經濟權力對政治權力的制約是遠遠不夠的，不足以理解當代民主政治的運作。還有另一類重要的制約就是人民的“人數(shù)”權力對政治和經濟權力的制約。早期資產階級是爭取民主政治的主力，但后來普通人民的力量也不可忽視。資產階級只是為資產者本身爭取到了民主，資產者不會自動地把民主權力送給普通人民。資產階級的統(tǒng)治生產出了一個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最終用組織的力量和資產階級分享政治權力，建立了代議制度。如果沒有工人階級的參與政權，資產階級的政體就會是一個“右派”專制政權。如果資產者的權力基礎是經濟，那么工人階級權力的基礎就是人數(shù)。實際上，代議制度的本質就是根據(jù)人數(shù)來統(tǒng)治。不僅工人階級在建立現(xiàn)代大眾民主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方世界后來的民權運動也是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應當指出的是，根據(jù)人數(shù)來統(tǒng)治不僅因為是普通人民對民主的爭取，而且也是因為基于人數(shù)的統(tǒng)治符合統(tǒng)治者的利益。如同專制的政治權力，資產者經濟力量也是毫無節(jié)制的。人民的“人數(shù)”是制約資產者經濟力量最有效、最重要的力量。在現(xiàn)代社會，所有的民主都是精英統(tǒng)治，即使在最民主的國家，人民也不能直接統(tǒng)治自己。但人民人數(shù)的力量對統(tǒng)治者是有很大的制約力量的。在很大程度上說，現(xiàn)代民主政治是三種力量之間的平衡和制約，即統(tǒng)治者的政治權力、資產者的經濟權力和人民的人數(shù)權力。只有在這三種權力之間保持相對的平衡，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才能達到穩(wěn)定。
民主和經濟之間的關系，對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而言就是民主的政體必須隨著資本在海外的擴張而擴張，但對后發(fā)展中國家而言，問題就變成了：在接受和容納西方資本的同時能夠拒絕用來保護和節(jié)制資本的民主政體嗎?對這個問題沒有絕對的答案。這不僅是因為資本的經濟權力到了后發(fā)展中國家以后，其對政治權力之間的關系會發(fā)生很大的變化，而且后發(fā)展中國家的統(tǒng)治者經常動用政權的力量來抵制民主的傳播。但是，正如“第三次民主浪潮”所顯示的，總的趨勢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推動民主政治的產生�？梢哉f，資本不能沒有民主而生存，不能沒有民主而得到節(jié)制。
資本主義和民主政體的擴張既造就了全球化，也制造出了國家內部及其國家間的糾紛、沖突，甚至戰(zhàn)爭。在早期，馬克思批評他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的擴張充滿著血腥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因為福利國家形式的出現(xiàn)，在先發(fā)展國家，資本主義的這種血腥味大大減少，但當資本主義傳播到后發(fā)展中國家時，馬克思所描述的世界一如既往。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仍然是世界沖突的主要根源。再者，即使人們相信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fā)生戰(zhàn)爭，但民主的擴張是個充滿暴力的過程。
3．世界體系和美國的國際戰(zhàn)略
在十八、十九世紀，英國扮演了資本主義和民主政體擴張的主要領導者，自美國進人世界體系以來，就替代了英國，一直是推動世界體系形成的一個主力。資本的本性就是擴張，美國一直在領導國際資本的全球性擴張。這種擴張主要是因為美國及其資本主義世界從中獲得的巨大經濟利益。同樣，美國也在領導著民主政體的擴張。盡管美國在民主政體的擴張方面付出了極高的代價，但美國認為，這是必要的代價，通過民主擴張可以保護和輔助其經濟利益的擴張。
今天的中國就處于這樣一種國際環(huán)境。中國外在的挑戰(zhàn)首先并不是美國，而是現(xiàn)代資本主義和民主政體合二為一的世界體系。這個體系所具有的無限擴張力正在毫不留情地把世界上各個不同類型的經濟體和政治體吸納進去，變成其內在的部分。而美國剛好處于這個體系的中心，是這個體系擴張的領導者�；蛘哒f，美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霸權。
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霸權位置決定了美國的國際戰(zhàn)略，那就是用霸權的方式去領導這個世界體系。美國這樣做，其背后是存在著巨大的動力的。首先，對更大的國際權力的追求迫使美國這樣做。資本的唯一目的是獲得更多的資本，權力的唯一目的就是更大的權力。沒有任何理由去相信美國已經滿足了其追求國際權力的欲望。第二，維持這樣一個霸權地位給美國帶來無限的政治、經濟、安全等各個方面的利益。美國人領導世界，到處有它的力量。但是要認識到，美國人并沒有做仁慈的世界警察，它這樣做只不過是為了保護其在海外的經濟利益。經濟利益走到哪里，政治軍事力量就跟到哪里。第三，在這一霸權狀態(tài)下受益的很多國家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推動美國這樣去做。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體系是非常等級化的，各方面的利益的分配是極端不平等的，一些國家獲得很大的利益，一些國家獲得較少的利益，而另外一些國家則根本就沒有任何利益可言。這也就是今天的世界富者越富，窮者愈窮的原因。富者要繼續(xù)保持或者追求更多的富裕，強者要繼續(xù)保持或者追求更強大。要維持既得利益，這些國家就要努力維持這個世界體系，或者使得這個體系更等級化。而美國則當仁不讓地被這些既得利益者推為領導。
4．美國自由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的中國認知
要保持霸權地位，領導世界體系，美國就要防止任何形式的挑戰(zhàn)者的出現(xiàn)。冷戰(zhàn)結束以后，這個潛在的和現(xiàn)實的挑戰(zhàn)者就是中國。前蘇聯(lián)一經解體，美國沒有花很多時間就找到了一個替代品，即中國。遏制中國也就成了美國的國際目標。但美國到底對中國實行怎樣的一種遏制呢?什么樣的方法更有效呢?這就取決于美國對中國的認知(perceptions)，意識形態(tài)就開始發(fā)揮其作用。不管美國的自由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者在這些問題上有多大的分歧，但遏制中國、防止中國成為挑戰(zhàn)者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共識。九十年代初，美國和西方就有很多人主張用圍堵蘇聯(lián)的辦法來制約中國，乘勝追擊，取得自由民主的全面勝利，讓歷史終結�？肆诸D總統(tǒng)最初幾年的對華政策就是這種情緒的反映。但中國畢竟不是蘇聯(lián)。中國經歷了八十年代的改革，其經濟體制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也開始很快地和西方世界體系整合。較之蘇聯(lián)，中美關系無疑是互惠互利取向的。經過多年的調整，克林頓政府終于確立了對華的“接觸”政策。確立了以經濟擴張為中心的全權策略，取代了冷戰(zhàn)時期的軍事擴張�？肆诸D的選擇多少和他的自由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價值相關。但這一戰(zhàn)略并不是說美國可以不關心中國的民主人權等問題了，而是說通過把中國整合到世? 縑逑道錈媯??苡行У卦謚泄?迪治鞣郊壑怠?nbsp;
美國的自由主義想象了一個理想的國際政治格局。民主、和平、平等共存、相互依賴等等主導著美國理想主義者國際關系的話語(discourse)。表現(xiàn)在中美關系上，理想主義相信中美兩國之間的國家利益存在著很大的調和空間，兩者之間的合作與和平是可能的。所以，理想主義者強調中國經濟的自由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強調自由和民主是中美兩國合作和和平的基礎。克林頓政府相信，中國和世界經濟體系的整合必然導致中國政治的深刻變化，最終導向一個民主的政治體系。應當指出的是，克林頓所謂的自由主義對華政策并沒有妨礙其對美國利益的現(xiàn)實追求。例如，在克林頓期間美國政府賣給臺灣的武器并不比美國歷任政府少。
在中美關系上，美國理想主義越來越被認為是面臨著破產的命運。盡管中國政府在人權等政治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遠遠沒有滿足美國理想主義者的期望。“六四”事件是對美國理想主義的第一個打擊。鄧小平南巡后，理想主義又得到恢復。但在美國人看來，中國政府近年來不僅沒能改善人權，在民主政治的方向上有所作為，反而變本加厲，情況有惡化的趨勢。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理想主義者在中美關系上的聲音漸弱，在國內很難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一部分理想主義者甚至開始轉向現(xiàn)實，認為要對中國施加外在的壓力，迫使其政治發(fā)生變化。
小布什一上臺就改變了克林頓時代的局面。他信仰的是冷戰(zhàn)時期的現(xiàn)實主義�，F(xiàn)實主義的核心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任何外交政策的起點就是美國利益，而非其他任何因素。如果說克林頓的自由主義是在各國的相互依賴性關系中來考量美國的國家利益，再從這種國家利益出發(fā)來考量和他國的關系，那么可以說小布什是從直接從冷戰(zhàn)繼承下來的較為抽象的國家利益的觀念出發(fā)來考量美國和他國的關系的。這種思維方式的不同使得小布什政府較之克林頓政府更為自私自利。這種思維的形象表達就是，“我是美國”，“美國就是世界”。
意識形態(tài)的變化已經充分表現(xiàn)在布什政府的實際決策中。不管外界包括美國傳統(tǒng)的盟友的反應如何，布什政府一直在強調全國導彈防御系統(tǒng)。這樣的做法雖然引起了美國盟友的不高興和中、俄等國的強烈反對，但美國還是繼續(xù)根據(jù)自已的意愿行事。
在對華政策上，“戰(zhàn)略競爭”的概念已經成為了布什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的理論起點�？肆诸D政府的對華政策有點“求同存異”的味道，就是說強調兩國利益的共同性，用發(fā)展共同性來減小或者遏制差異性。布什的現(xiàn)實主義反其道而行之，新政府的中美關系的邏輯是：中美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與其說是用“合作”來掩蓋“沖突”，倒不如承認沖突，在“沖突”的基礎上來追求盡可能的“合作”，這樣做較之理想主義更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現(xiàn)實主義者從來就沒有對中國抱任何幻想。從尼克松時代與中國的戰(zhàn)略性合作到現(xiàn)在布什的新冷戰(zhàn)主義，美國的邏輯是一樣的，是對其國家利益的赤露露的考量，只不過是不同國際格局之下的不同表現(xiàn)罷了。不管誰當總統(tǒng)，都改變不了美國資本主義及其民主政體的擴張性質。所不同的是，以怎樣的方式來擴張。從現(xiàn)實主義的角度來說，較之克林頓，布什更接近于國際關系的真理。
但這并不是說，中美兩國之間一場美蘇冷戰(zhàn)式的新冷戰(zhàn)甚至公開沖突成為不可避免。中國畢竟和前蘇聯(lián)不同。布什政府對這一點是清楚的。如果布什政府要發(fā)動一場新的冷戰(zhàn)，這場新冷戰(zhàn)也是有限度的。這里所說的限度指的就是今天和當年美蘇冷戰(zhàn)的不同的時代背景。新背景有兩個特點，即美國的霸權地位和經濟的全球化。美蘇冷戰(zhàn)時，天下一分為二，美國只得到半邊天。在蘇聯(lián)的范圍內，美國很難發(fā)揮其影響力。而現(xiàn)在則不同，美國要的是領導整個體系。美國絕對不會容許中國再象當年的蘇聯(lián)那樣組織一個自己的勢力范圍。相反，美國人要求中國繼續(xù)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體系，成為其勢力掌控之下的順從者。
再者，和蘇聯(lián)不同，中國的經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并且越來越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個動力。不管國內外的情況如何，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已經起飛，市場經濟制度本身就包含著一種巨大的發(fā)展動力。這種情況使得美國對中國的任何形式的孤立政策都將不那么有效。用經濟整合來制約中國，這一點布什和克林頓時期并沒有多大的區(qū)別。只不過是對布什來說，自由貿易必須達致中國的政治變遷，否則的話，中國就會成為美國的挑戰(zhàn)者。這些形成了布什時代美國對華新戰(zhàn)略的背景或者說是美國組織新冷戰(zhàn)時所必須考量到的因素。
5．美國對華關系的內部張力
中美之間幾乎在兩國關系的所有方面都存在著潛在的沖突，包括硬力量(hard power)方面的地緣政治、資源和市場到軟力量(soft power)方面的意識形態(tài)、文明和文化價值等等。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很多，這里不再重復。這里要討論的主要是這些潛在的沖突會怎樣通過美國國內的各種制度途徑而表達出來。美國國內導致中美沖突的內在制度動力主要包括美國對中國在美國國際戰(zhàn)略棋盤中的角色的認知、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美國內政的性質等等。首先，在美國的戰(zhàn)略棋盤中，中國仍然會扮演過去蘇聯(lián)所扮演過的角色，即成為美國的對手。實際上，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xù)增長，國家力量不可避免地會增強。盡管中國在總體上還是貧窮，不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但和美國在經濟政治方面的競爭性也在逐漸提高。在中國還是很貧窮的時候，中美兩國的國家利益存在著很多可以調和的地方。但當中國富裕起來以后，兩國國家利益的不可調和性就增加。退一步言，即使中國實際上不是美國的競爭對手，美國也要把中國塑造成這樣一個對手。自九十年代初以來，中國被一次又一次地塑造成“國際威脅”。中國是否是“敵人”，不僅僅取決于現(xiàn)實，也取決于人們的概念，而概念是可以構建出來的。
其次，中美兩國之間的意識形態(tài)差異和美國國內的政治因素更會強化上述概念的現(xiàn)實性。中國現(xiàn)在成了世界共產主義的“最后堡壘”，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或者說在美國人的心目中是這樣。自九十年代以來，在美國的多次民意調查中，越來越多的普通美國人認為，中國正在變成美國的主要對手或者潛在的敵人。敵視中國的人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沒有可能接受西方的價值，而同情中國的人則相信，中國總會有一天會變成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國家。只要中國的共產主義存在一天，美國就不會停止認為中國是其潛在敵人。
這樣的民意進而為美國政治提供了資源。無論是在兩黨政治中，還是在議會政治中，中國已經也必然繼續(xù)會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焦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表明美國政治話語中政治和經濟的分離。經濟問題沒有新的內容好談了，美國人的經濟杠桿的分量少了好些。但這并不是說中美兩國的經濟問題已經解決了。相反，經濟問題剛剛開始。美國拉中國加入世貿，中國努力加入，在這個過程中，兩國領導人強調的是利益方面的積極因素，但一旦中國加人世貿，潛在的經濟沖突無疑會浮上臺面。一旦沖突成為現(xiàn)實，也就為美國的政治提供了塑造中國是“敵人”的資源。當經濟杠桿不夠有分量的時候，政治外交方面的手段成為主要的了。民主、自由和人權必然再次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話語。
考慮到中國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的反應及中國本身的成長，中美之間的沖突似乎更具有了現(xiàn)實性。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曾經表示，美國和中國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經濟利益，所以美國必須和中國交往，和中國合作，但是中國應當向美國認為是正確的方向前進。必須強調的是，美國要求中國的變化必須朝著美國人所希望的方向發(fā)展。如果是這樣，那么將受到歡迎，否則美國就不會樂意。換句話說，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美國要求中國充當一個聽話的“順從者”，而不是一個不聽話且有能力挑戰(zhàn)美國的世界權力。自然，這種設想只是美國的一廂情愿。中國是一個正在迅速順起中的大國，不可能完全聽從于美國的安排。更為重要的是，和美國一樣，中國也是一個具有自己的道德標準和理想的國家。
現(xiàn)實的利益和道德理想的雙重沖突使得中國很難受美國的擺布。而美國最恐懼的也就是這一點。美國可以容忍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因為這對美國是有利的，但美國不想看到中國發(fā)展對其所產生的挑戰(zhàn)。自鄧小平以來，中國一直不想太出頭露面，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低姿態(tài)，在很多重大的國際問題上和美國實際上也是保持相當一致的，只是當美國的行為直接危害到中國利益時，中國才作出并非過分的反應。但即使是這樣，美國人也對中國憂心仲仲，擔心中國的發(fā)展正在使得中國成為一個具有挑戰(zhàn)性的力量。美國感覺到，如果不從現(xiàn)在開始圍堵中國的崛起，將來來自中國的危險就會變得難以遏制。美國的遏制就會導向中國的反遏制。一旦兩國進入這種遏制和反遏制的惡性互動，新冷戰(zhàn)就走上了不歸路。
6．美國經濟政治雙贏戰(zhàn)略的第三條道路
在正在形成的新冷戰(zhàn)中，美國的對華政策的目標有三：1)繼續(xù)和中國交往以獲取經濟利益；2)擴張西方政治價值；3)要圍堵中國對美國的可能的和潛在的或脅。首先，美國是不會放棄在華經濟利益的。高經濟增長，眾多的人口，新生富裕階層，中產階級，這些使得中國成為任何一位資產者都向往的市場。作為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必然在資產者爭搶中國市場中扮演頭號先鋒的角色。小布什盡管反對克林頓政府的中國政策，但并不反對競爭中國的經濟利益。作為商業(yè)階級代表的共和黨，在這方面會比克林頓政府更加努力。很多人相信，小布什政府的這種經濟考量會軟化其對華政策，就是說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會制約美國政府在和中國的關系上對軍事政治方法的訴求。這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不能強調過分。中國本身的經濟已經高度依賴于國際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在美國對中國采取非經濟手段時，中國很難象從前那樣不顧經濟利益來反擊美國。經濟上的高度依賴性對中國本身也是一種很大的制約。
美國人也不會放棄在中國擴張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及其制度表現(xiàn)形式。按照克林頓政府的理想計劃，通過把中國整合進世界經濟體系的方式，美國可以更加有效地把民主等價值傳播到中國。這是克林頓政府論證其對華經濟戰(zhàn)略的正確性和合理性的最有效的話語。小布什無疑在這方面更進一步。這也就是美國政府所謂的中國應當順從“正確”的發(fā)展方向。美國人希望隨著中國經濟和世界的整合來帶動民主化，但顯然是過于理想主義的。中國不會按照美國人的意圖而進行政治民主化。如果是這樣，美國人對中國政治的情感方面就會突顯出來。反映在議會政治上，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會把重點轉向人權民主等政治問題。
關鍵字：經濟,臺灣
上一篇:關于國際產業(yè)競爭論（上）
